苏东坡“以诗为词”，就本质来说，既不是李清照所讥责的“皆句读不葺之句”，也非后来贺铸、周邦彦乃至南宋诸家化用诗句人词的创作手法，而是将诗的精神注人到词的创作中，从而使词品、词境从恻艳、偏狭提高到堪与诗歌比肩的高度。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重要传统。这个“志”包括“穷、达”两大主题。“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士的信条，构成文人深刻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忧患意识；穷则独善其身，又是一种道德人格上的修养，与老庄无为思想，佛禅清虚观念相融汇，构成文人墨客风标高举、洁身自好、德返逍遥，超脱功利的人生理想。这两类，都是事关家国人生的重大主题，只有诗文才能予以表现。诗亦言情，但是温柔敦厚之情，哀而不伤，而且往往同“志”紧密结合，根本不同于词中所写的恻艳之情。但东坡却在他的作品里，削弱恻艳之情，而补之以这种重大沉厚的“情志”，将诗“言志”的特质与词“缘情”的风格有机地揉合到词的创作中来。

他的词，既有感时伤今、凭吊古人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也有怀念亲人、兼抒哲理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既有声情并壮，报国志高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也有清新如画、简静平和的《浣溪沙·籁籁衣巾》等，“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加上胸襟豁达，志意高远，使他的词“一洗倚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缎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其词品之提高，斑斑可见。这一方面实现了词在题材上的进一步拓展，另一方面，所表达的情志能反映较为重大的主题，感发力量得到提高。

同时，他保持了词之为体的一些本来特征，如他的词也仍然基本合律，可歌可咏；意象、语言也较其诗来得精巧、工细、柔美，并不“粗豪”；特别是他一些抒情色彩较浓厚的作品如《水龙吟》（和章质夫咏杨花次的），词品高洁，而深情婉曲，款款动人，意象语言精美细巧，给予人的心灵志趣上的陶冶与情感上的感染都是很强的。说他以诗为词而为“变调”者，实非知者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