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一个臣子想要劝谏至高无上的“圣明国君”革除弊政，除害兴利，谈何容易，有时甚至惹祸上身。韩愈这位文学泰斗、一代名相，就是因为在谏迎“佛骨舍利”事情上的“一封朝奏”，使他在衰朽之年遭受“夕贬潮州”的无情待遇，不仅“欲为圣明除弊事”的良好愿望化为泡影，而且连自己的朽骨将存何处也不得而知。

而邹忌，这位战国时代齐国的丞相，却有一次成功的经历。他不仅让齐威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意见，而且还让齐威王主动公开地号令全国：“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如此不拘一格地广开言路，真可谓是“虚怀若谷”了！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见了，也怕自愧不如了！

一样的丞相之于国君，一样的良苦用心之于国家；不一样的劝谏效果，不一样的个人命运和遭遇。难道就是因为韩愈不走运，碰到了专横昏庸的唐宪宗，而邹忌幸运地遇上了从谏如流的齐威王吗？非也！事实上，唐宪宗与齐威王，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差别。这就不得不为邹忌精妙的说理艺术所折服了。

首先，邹忌说理时采用了避实就虚的策略。从《邹忌讽齐王纳谏》文中可以看到，齐威王纳谏令初下之时，朝廷上下是一番“群臣讲谏，门庭若市”的景象。由此可见，当时齐国的政治根本算不上清明，很多弊政显而易见，有目共睹，只不过谁也不敢贸然开口提出罢了！设想，假如此时，丞相邹忌将种种弊政罗列出来，给齐威王上一个万言书，结果会怎样？可以想象，邹忌的一番慷慨陈词，痛则痛矣，快则快哉，真可谓是壮怀激烈，但收效未必就佳，弄不好连小命也难保！好个邹忌，真不愧是策士中的高手，只字未提齐国当前的弊政，而是大谈该天早上自己经历的一桩闺房秘事──

我自觉良好，于是意欲与城北徐公──齐国第一美男子比美，然而又不太自信，于是叫来自家的妻、妾、客，一一询问，妻、妾、客是异口同声赞美我，抬举我，差一点让我飘飘然起来！不料，当城北徐公真站到我面前时，我却自愧……

这样的一桩闺阁秘史，亲切而有趣，足可令满朝文武及齐威王开怀一笑，而就在这开怀一笑中，齐威王已经不知不觉而又无可抗拒地落人了一个逻辑的陷阱。

其次，邹忌说理时采用的是举重若轻手法。国有弊政是重，一个男子美不美为轻；国君受蒙蔽不明是重，比美时受奉承而自以为是为轻。邹忌十分巧妙地将这重与轻的差别抹去，在笑谈当中，在戏谑当中，在闺房秘史营造的轻松的氛围当中，切入了正题。以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联想到齐威王在宫中的地位；以自己初时的飘飘然，联想到齐威王在国家政治上的“自信”。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而且十分有力地阐明了齐威王广开言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三，邹忌说理时设置了温柔的逻辑陷阱。邹忌将自己受蒙蔽归于“妻私臣、妾畏臣、客欲求于臣”，这样，对于受蒙蔽的人──邹忌自己，不仅丝毫无损面子，反而还是一种光荣，是强者的表现。同样，齐威王的受蒙蔽，也就是因为“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海之内莫不有求于王”。这样，齐威王受蒙蔽，也就成了他王者权威的一个自然明证，是常人无法企及的一份荣耀！好大喜功的齐威王面对邹忌设置的“温柔陷阱”浑然不觉，怎能不龙颜大悦，于是乎当着满朝文武痛痛快快地答应：“善。”

邹忌的逻辑陷阱是：

因为“臣之妻私臣，妾畏臣，客欲有求于臣，所以臣在比美中受蒙蔽”。从而推出“因此受人私，受人畏，受人求则必然遭受蒙蔽”的结论。（2）进而对比“今齐之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海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弊甚矣”。

这里是两个连续的三段论逻辑推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破绽，第一个逻辑推理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因此他的结论是不可靠的。然后再拿这个不可靠的结论做大前提进行第二个逻辑推理，得出最终结论，看似无懈可击，实则不可靠。但被邹忌的温柔陷阱冲昏了头脑的齐威王又怎能觉察得到？就算事后清醒明白过来，那也只有捶胸顿足的份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