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如何成为哲学家

教学设计   更新时间:2024-03-29 14:22:22

内容提要:的重点不是讨论孔子有什么思想,而是讨论孔子的思想是怎么来的,以及这些思想是不是哲学的问题。文章选取了《论语》和《孔子闲居》中的“思” “闲居” 、“不器”、“从吾所好” “敏求”、“忧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游于艺” “答” 、“问” 、“学”、“习” “博约”、“择善”、“本原”等语词,试图分析哲学思想诞生所需要的条件、途径、态度等问题。实际上是要探究孔子如何成为哲学家,以及孔子成为哲学家的意义所在等问题

孔子如何成为哲学家

关键词:哲学、生活、孔子

作者:张丰乾(1973—),甘肃古浪人,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教学。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

《论语》中记载了很多的生活场景,显然,这些场景是不应该删去的。在那些场景中,孔子的学生在不断的发问,何以很少听到孔子讨论“性”与“天道”这样纯粹的哲学问题,还有人“唯恐有闻”?被认为德行仅次于孔子的颜回,居然只有三个月可以做到“不违仁”?

也许我们可以假设孔子是把生活变成了哲学,而后才把哲学变成了生活。我们甚至可以说,哲学家的任务就是把生活变成哲学,而把哲学变成生活则是活动家们的本事,很多人嘲笑不会行动的哲学家,而忘记了他们善于思考的优点。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哲学家的“位”,就在于思,而不在于“谋”,即使是有所“谋”的话,也是“谋道不谋食”,“道不同,不相为谋”。当然,不能否认哲学家也有可能同时又是活动家。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哲学如何从生活中被“思”“出来”的,因为《论语》等“语录体”的经典的存在,是我们的这种“谋划”不至于落空。

“思”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学而》),“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駉》,指驾车时应有的态度,孔子却以“思”来概括《诗经》,(那种认为这个“思”是发语词的看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诗经·鲁颂·駉》中的原话是“思无邪思”,后面那个做为语气词的“思”,孔子已经省略掉了。)我们可以说诗歌有赋、比、兴的手法,但“诗言志”,诗歌终究是表达思考的另外一种方式,“无邪”则是思考的目标,或者思考的尺度。

孔子和他的弟子在谈到“思”的时候,多采用“见什么思什么”的句式: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

一般的人大概都是“司空见惯”,“见而不思”,对于所见所闻要进行思考,而且要思考根本性的问题,如“明”对于“视”,“聪”对于“听”等等,换言之。没有“明”,就无所谓“视”,没有“聪”,就无所谓“听”,依此类推。

孔子和他的弟子都强调“近思”或“思近”: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论语·子罕》)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又是一个季节转换的时间,唐棣树的花到处翻飞,最后都飘落到大地,怎么会不想你呢?只是居住地离你远呀。孔子说,没有去“思”他(她),怎么会有“远”的感觉呢(孔子的语义是连贯的,不能解释为孔子指责那个人“未之思”,然后又质问“何远之有”,因为人家明明是“思”了的)?我们可以说,想到某一个人或物离自己很远,实际上希望那个人或物离自己很近,进一步说,“思”那个人或物的时候,就已经是去接近那个人或物了。另外一个方面是,落叶或者落花都要“归根”,没有归根的,便引起伤感,而看上去,花总是离根最遥远的。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中庸》中则进一步说:“道不远人”。

可见,“思”是一个意义重大,且饶有趣味的事情,哲学可以说是思的极至,那么“思”又如何发生呢。

“闲居” 、“不器”、“从吾所好”

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i]中有一篇和《礼记·孔子闲居》大致相同,整理者把它命名为《民之父母》,理由是竹简中并没有“孔子闲居”的字样,然而,也有学者(如李学勤)把竹简本的文字也叫做《孔子闲居》。原始儒家的很多重要思想,都是在孔子闲居,弟子侍坐的境地下,通过答问和辩难提出的。“闲居”形象而准确地说明了孔子的生活如何哲学化的背景。闲暇是哲学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有闲暇才有思考,在孔子那里也不例外。

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更进一步是“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不是不愿意吃饱,而是不吃饱也可以接受,不会把“饱”作为吃的追求,对于居住也是一样。闲暇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而是把心思从吃饱吃不饱的忙碌中解放出来,闲暇实际上是一种自主和自由,首先是摆脱(free from)吃住的纠缠。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的基础也就是思的基础,思考最起码的基础同样是“有余力”。

孔子在“有余力”这个问题上是很积极的,甚至积极地有些着急,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论语·阳货》)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吃饭以外,不费心思,不动脑筋是很困难的,实在没有事做,去博弈,也还算是不错呀!因为博弈,毕竟也需要思考。

《论语·述而》记载:“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哲学家的气象,在工作的时候大概和其他的人在工作的时候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闲暇的时候能够从容不迫,悠然自得,显然是精神有所寄托,所谓心安理得的样子。

中国古代哲学到处强调“静”或者“定”的意义,是“闲居”的另外一种表达,实际上就是要为思考开拓足够的空间,为思想培养深厚的根基。朱熹说:“读书闲暇,且静坐,教他心平气定,见得道理渐次分晓。”(《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

“闲”还是一种思想上的沉默,心也要“闲”,废寝忘食的思考不一定会有结果。孔子自己就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朱熹说:“大凡读书,且要读,不可只管思。口中读,则心中闲,而义理自出。某之始学,亦如是尔,更无别法。” (《语类卷十一·读书法下》)这是对孔子“思而不学则殆”的很好说明。

这种闲也是哲学对话的必要前提,如果没有孔子“闲居”的时候,他的学生便没有发问的机会。《礼记·仲尼燕居》:“ 仲尼燕居。子张、子贡、言游侍,纵言至于礼。”子张等人的“纵言”,正是以孔子的闲居为背景。在这个过程中,子贡每每 “越席而对”,孔子的思想也被激发出来。在哲学的对谈中,谈话者是互为助产婆的。思想的诞生也是努力和放松之间找到一个通道。

“慎于言”也是保持闲暇的一种方式。因为忙着表白,忙着宣传,忙着辩解,忙着争论,就有可能失去思考的空间。

孔子强调“君子不器”。[ii]他斥责要跟他学种庄稼和种蔬菜的樊迟是小人,倒不见得孔子不会种庄稼和蔬菜(要不然樊迟不会提出那样的要求),而是说他自己不如老农和老圃,孔子考虑的是“上面的人”应该做什么事情。“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禹和稷虽然也亲自兴修水利,耕种谷物,但是更主要的是他们都有爱民之德,而只依靠某一种技术或者气力的人“俱不得其死然”。注疏者认为“夫子不答”,是因为南宫适把孔子暗喻成禹和稷,由此也证明孔子的确会种庄稼。

柏拉图说:“哲学家在无论神还是人的事情上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的,没有什么比器量窄小和哲学家的这种心灵品质更其相反的了。”[iii]

但是,孔子却认为君子要器重别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论语·卫灵公》)“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论语·子路》)他评价子贡为瑚琏之器,具有华美而贵重的素质(《论语·为政》),而认为管仲的器量比较小(《论语·八佾》)。“不器”者虽然要突破各种“器”的限制,思考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却没有理由轻视各种“器”的作用,有一些哲学的思维就目空一切,在孔子那里大概是讲不通的。

当然,器重别人,并不是贬低自己,或者说,为了获得器重而贬低自己,也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可耻的。虽然他对自贡说:“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而不是要藏起来(《论语·子罕》)。但是,孔子的回答是针对子贡所说的有一块美玉,是藏起来,还是“求善贾而沽诸”,在这样一个选择中,孔子倾向于后者,甚至是比较强烈地要“卖出去”,但是,子贡说的是“求”,孔子说的却是“待”,愿者上钩的意思,也是一种“闲”的状态,如果去“求”,那就很忙碌,会失去思考者的独立。《论语》好几处记载他的学生没有及时劝谏上司的事情,所谓“吃人家的手软”,孔子强调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羞耻感: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问》)

而且,也不是一味地反对“藏”,反倒是不太赞成一味的“直”: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有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述而》)

如果说“行”或“沽”,体现孔子的现实关怀,那么,“藏”则体现了孔子作为思想家的独立意识。《述而》中又说:

子曰:“富而可求也,谁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孔子在这里“特以明其决不可求”(见朱熹《论语集注》),但孔子强调“从吾所好”是显而易见的。

“敏求”、“忧俱”

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孔子的话可以解释成自己要少说话,多做事,也可以解释成对于别人的言论,可以迟钝一些(慎重往往表现为迟钝),而对别人的行动却要敏锐,不仅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别人的言行进行观察和判断的准则,“有的人说了也不做,有的人做了也不说”,“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言行“背后”,或者言行“之上”的东西。

所以说,“敏求”是生活哲学化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好奇、敏感,然后探求。《说文》:“敏,疾也”。不仅要对自己所做的事,也要对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现在的事和过去的事)保持敏感,才能有“思想火花”的产生。哲学家都是敏感的(敏感到发疯),“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学而》)把凡事都看成适合自己无关的,那叫做麻木不仁,“仁”的第一条,应该是敏感。“医书言手足萎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遗书卷第二上》)

《论语》中多处提到了“敏”,“敏”还常常被解释为勤勉的意思,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雍也》)实际上,有“敏而好学”的,也有“敏而不学”的,勤勉和敏感是不可分割的,哲学家总是有想不完的事情。《论语》中两处提到“敏则有功”,哲学家也是一样,迟钝和懒惰是思想的天敌。

“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忧患意识,比“慎”更进了一步。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

忧俱是一种操心,或者说如注疏者所言,是“敬其事”,忧俱是为了不忧不惧: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孔子在很多地方说到“我无能”,也许并不仅仅是自谦,而可以看作一种自我反省的忧惧意识。

“敏求”以至于忧患,或者是因为出于忧患而敏求,无疑都是一种积极的探索,但是,要想获得一定的成果,还需要合适的态度和方法。《论语·学而》记载,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孔子到达一个诸侯国,一定要打听那里的政事,颇似一个好事之徒,引得子禽发问我们的老师是要探求什么呢,还是要掺乎什么呢?子贡的回答应该是比较贴切的,孔子“得”的方法和别人不同,“温、良、恭、俭、让”。如果对所求的对象抱着冷漠、邪恶、倨傲、繁琐、蛮横的态度,那又能得到什么呢?

“好古”

孔子为什么“好古”呢?因为古代的事情具有典型意义,有相对确定的记载,人们对于古代更可以有客观的态度,哲学家总是反思已经发生的事情,所谓夜晚才起飞的猫头鹰,历史在哲学家的视野历时不可或缺的。孔子所说的:“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强调对于已经完成的事件不游说,不劝谏,对于已经过去的事情不谴责,不是不去关心这些事情,而是要承认既定的事实,不游说、不劝谏、不谴责,才能使自己有比较超脱的心态。

古代的游戏或者制度,已经包含了“道” 的意义,孔子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论语·八佾》)投射游戏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射中兽皮,(实际上,那个皮,已经是一种象征了)人的能力各有强弱,这种差别是游戏可以进行的前提。而且,按照马融的解释,在投射的过程中要保持一定的仪容,符合音乐的节拍,配以相应的舞蹈,那才是真正有趣的事情。(《论语正义》引)也有的解释认为只有天子才可以用兽皮,不同等级的人用不同的替代品,而“为力不同科”则是指征用苦力也按照不同的规程。不管怎么样,孔子都是鼓吹“古之道”的。

古人,特别是古代的名言,往往经历了时间空间转换的考验,更加有权威性,《论语·微子》记载周公对鲁公说过的话:‘“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大概是儒家宽厚思想的来源之一。“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

更重要的是,理想虽然指向未来,但是历史可以成就理想,或者说,历史可以成为理想的载体。时间的积累可以使被认为好的东西越来越好(比如尧舜、周公,是孔子的梦想),而被认为坏的东西越来越坏(比如桀纣,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被人们记住的极好或者极坏,就成了批判现实的标准。在孔子看来古代民众的不足之处,当时的人都无法比拟:“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阳货》)

“游于艺”

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他的弟子在“从游于舞雩之下”之时也不忘提出问题,孔子的很多思想都是从“游艺”中出来的。“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投射这种游戏为君子之争提供了途径,我们今天也可以祈愿以各种没有硝烟的游戏和比赛来取代流血的战争。

“游于艺”实际上也是需要自由和闲暇的,孔子的弟子牢转述说:“子云:‘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正是因为没有具体琐碎的事务缠身,孔子才得以熟悉各种游戏和技术。“艺”作为技能,是很重要的,“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至于从政,就更不用说了。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孔子不使用灭绝性的工具钓鱼,不射杀宿巢的鸟儿,由此可见他的仁是推及动物的。

同时,孔子也强调“佚游”的快乐是一种损害性的快乐。(见《论语·季氏》)

“答” 、“问” 、“学”、“习”

《论语》以及《礼记》中的孔子出场,都免不了孔子答问或孔子问别人,特别是他的弟子。孔子首先期待甚至培育问题,所谓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就是说要在对方苦闷到要发怒,焦虑到要忧郁的时候才给与启发。孔子被评价为“诲人不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乐意而且能够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循循然善诱人”。

同时孔子也不回避问题,那怕是很粗陋的问题。他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越是知识浅薄的人,越容易提出唐突的问题(最近南方网的“岭南茶馆”里,有人主张大学的哲学系应该停办,因为大学的哲学系不能回答他和社会提出的问题)。孔子的态度是“以无知对无知”,但是,孔子却能“叩其两端而竭焉”,凡事皆有两端(或两极),或者可以归结为两端。孔子的“话语系统”中经常出现“而”,如“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等等,当这个“而”字表示转折或者并列关系的时候,“而”的两头就是该事物的“两端”,孔子用“竭”的方法推出一个中庸的结论,正所谓“君子无所不用其极”。正如很多学者已经指出过的,这是孔子的一个根本的方法。

“问”有关心、过问的意思,或者说之所以提问,是因为关心。“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孔子“不问马”不是不关心马,而是更突出马厩是人的马厩。孔子“入大庙,每事问” (《乡党》),他主张“疑思问”,而且要“不耻下问”,孔子也过问他的弟子有什么志向,对某事某人有什么看法。这些过程,都是哲学思想被激发出来的过程。可见,对哲学家来说答问和发问一样重要。

《论语·季氏》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远其子也。”

陈亢关心孔子有什么怪异的传闻,伯鱼告诉他孔子两次训诫自己儿子的事情,都是强调“不学”的严重后果,陈亢回来后很高兴,说不仅知道了诗和礼的重要性,而且明白了君子实际上会疏远自己的儿子,显然,孔子不会主张:“龙生龙,凤生凤”,而是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也”,可见“习”的重要性,所以要“学而时习之”。

在学、习、问答的过程中,孔子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特别是《诗经》: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无违”、“守死”、“不改其乐”

孔子认为对父母的孝顺就是“无违”,实际上就是尊敬,(《论语·为政》)进而维护血缘当中的秩序,即使父母不听从自己的劝谏,也要“无违”,“劳而无怨”。(《论语·里仁》)他还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

孔子的这些思想一度被指责为父权的理论基础,但是,孔子所说的“无违”,似乎是指“有道之父”。父亲也有犯错误的时候,但是,儿子并没有指责和纠正的权力,不是说父亲不应该被指责和纠正,而是说不应该由儿子来职责和纠正,“孝”和“敬”是不可分割的。“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颜回的做法在孔子看来是明智的,尽管他们不是父子。

另一方面“父之道”被保留三年是很困难的,很多不肖子孙一夜之间就把宗族的家产,更主要的是把父亲积累起来的为人之道、持家之道、理财之道等等最大的遗产给抛弃了,在孔子的时代,“一代不如一代” 的情况大概也是比较普遍的。“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论语·子张》)

至于孔子所说的“后生可畏”,那是针对“来者不如今” 的观点而发的,因为针对的对象不同,所以孔子的答案也不一样。孔子一贯是“辩证施治”的大师,比如《论语·先进》所记载的他的话:“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从下面的材料中我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违”是有针对性的: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

对于“仁”,对于“善道”,当然要无违,还要守死: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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