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狱中自述》

知识扩展   更新时间:2022-01-18

李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人,现年三十九岁。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秭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夫年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李大钊:《狱中自述》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值洪宪之变而归国,暂留上海。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任图书馆主任。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数年研究之结果,深知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而以其经济势力压迫吾产业落后之国家,用种种不平等条约束制吾法权税权之独立与自主。而吾之国民经济,遂以江河日下之势而趋于破产。今欲挽此危局,非将束制吾民族生机之不平等条约废止不可。从前英法联军有事于中国之日,正欧、美强迫日本以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之时,日本之税权法权,亦一时丧失其独立自主之位置。厥后日本忧国之志士,不忍见其国运之沉沦,乃冒种种困难,完成其维新之大业,尊王覆幕,废止不平等条约,日本遂以回复其民族之独立,今亦列于帝国主义国家之林。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而长此以往,吾之国计民生,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已不能再用日本维心时代之政策,因在当时之世界,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今日之世界,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以抵制列强之压迫,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因此,我乃决心加入中国国民党。

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则亲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畅论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即由先生亲自主盟,介绍我入国民党。是为钊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翌年夏,先生又召我赴粤一次,讨论外交政策。又一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钊曾被孙先生指派而出席,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前岁先生北来,于临入医院施行手术时,又任钊为政治委员。其时同被指认者,有: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陈友仁诸人。后来精卫回广州,政治委员会中央仍设在广州,其留在北京、上海之政治委员,又略加补充,称分会。留于北京之政治委员,则为吴稚晖、李石曾、陈友仁、于右任、徐谦、顾孟余及钊等。去年国民党在广州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钊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执行部系从前之组织,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已议决取消。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中之全党最高中央机关,现设于武汉,内分组织,宣传、工人、农民、商人、青年、妇女、海外等部。政治委员会委员长系汪精卫,从前只在上海、北京设分会,今则中央已迁往武汉,广州遂设立一分会。北京分会自吴稚晖、于右任等相继出京后,只余李石曾及钊。此时南方建设多端,在在需人。目下在北方并无重要工作,亦只设法使北方民众了解国民党之主义,并且增收党员而已。

此外,则中外各方有须与党接洽者,吾等亦只任介绍与传达之劳。至于如何寄居于庚款委员会内,其愿委亦甚简单。盖因徐谦、李石曾、顾孟余等,皆先后任庚款委员,徐谦即寄居于其中,一切管理权皆在徐、顾,故当徐、顾离京时,钊即与徐、顾二君商,因得寄居于此。嗣后市党部中人,亦有偶然寄居于此者,并将名册等簿,寄存其中,钊均径自润许,并未与任何俄人商议。盖彼等似已默认此一隅之地,为中国人住居之所,一切归钊自行管理。至于钊与立石曾诸人在委员会会谈时,俄人向未参加。我等如有事与俄使接恰时,即派代表往晤俄使。至如零星小事,则随时与使馆庶务接洽。

中山先生之外交政策,向主联俄联德,因其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也。北上时路过日本,曾对其朝野人士,为极沉痛之演说,劝其毅然改变对华政策,赞助中国之民族解放运动。其联俄政策之实行,实始于在上海与俄代表越飞氏之会见。当时曾与共同签名发表一简短之宣言,谓中国今日尚不适宜施行社会主义。以后中山先生返粤,即约聘俄顾问,赞助中山先生建立党军,改组党政。最近蒋介石先生刊行一种中山先生墨迹,关于其联俄计划之进行,颇有纪述,可参考之。至于国民政府与苏俄之外交关系,皆归外交部与驻粤苏俄代表在广州办理,故钊不知其详。惟据我所知,则确无何等秘约。中山先生曾于其遗嘱中明白言之,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如其联俄政策之维持而有待于密约者,则俄已不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尚何友谊之可言?而且国民党之对内对外诸大政策,向系公开与国人以共见,与世界民众以共见,因亦不许与任何国家结立密约。

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之用款,向系由广州汇寄,近则由武汉汇寄。当徐谦、顾孟余离京之时,顾孟余曾以万余元交付我手,此款本为设立印刷局而储存者。后因党员纷纷出京,多需旅费及安置家属费,并维持庚款委员会一切杂费及借给市党部之维持费。数月间,即行用尽。此后又汇来数万元,系令钊转交柏文蔚、王法勤等者,已陆续转交过去。去岁军兴以来,国民政府之经费亦不甚充裕,故数月以来,未曾有款寄到。必需之费,全赖托由李石曾借债维持。阳历及阴历年关,几乎无法过去。庚款委员会夫役人等之月薪,以及应交使馆之电灯、自来水等费,亦多积欠未付。委员会夫役阉振,已经拘押在案,可以质证。最近才由广州寄来两千元,由武汉寄来三千元,除陆续还付前托李石曾经借之债,已所余无几,大约不过千元,存在远东银行。历次汇款,无论由何银行汇来,钊皆用李鼎丞名义汇存之于远东银行,以为提取之便。

党中之左、右派向即存在,不过遇有政治问题主张不一致时,始更明显。其实,在主义之原则上原无不同,不过政策上有缓进急进之差耳。在北京之党员,皆入市党部,凡入市党部者,当然皆为国民党员。市、区党员之任务,乃在训练党员以政治的常识。区隶属于市,积若干区而成市,此为党员之初级组织,并无他项作用。北京为学术中心,非工业中心,故只有党之组织,而无工会之组织。在国民军时代,工人虽略有组织,而今则早已无复存在。党籍中之工人党员,亦甚罕见。近来传言党人在北京将有如何之计划,如何之举动,皆属杯弓市虎之谣,望当局悟勿致轻信,社会之纷扰,泰半由于谣传与误会。当局能从此番之逮捕,判明谣诼之无根,则对于吾党之政治主张,亦可有相当之谅解。苛能因此谅解而知吾党之所求,乃在谋国计民生之安康与进步,彼此间之误会,因以逐渐消除,则更幸矣!

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则。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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