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凡是上了中学的人，没有不知道《过秦论》的，甚至都背诵过它。历来对贾谊《过秦论》的评说，从汉朝起就有了记载，而且可以用“好评如潮”来一言蔽之。不然的话，萧统不会将其收入《文选》。而清初出版的《古文观止》，其编者对该文末句的评价是“结出一篇主意，笔力千钧”。现在各种新编的古文选本中，凡有《过秦论》，必誉美之。江苏文艺出版社的《古文鉴赏辞典》认为，《过秦论》到了文章的“末尾才作出了简短有力的结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把问题一下炸开，使人真相大白。这种起伏呼应的方法，真是巧夺天工”。然而，该书编者在作了如此高的评价之后，接下去也不得不承认《过秦论》的问题：“根据近代的写作理论，一般都认为论说文‘要充分说理，要对事物进行周密细致的分析。在分析、论证过程中，要运用一定的推理、论证的方法，使分析、论证合乎逻辑地展开’，它应该由‘论点、论据、论证三要素组成’等等。如果按这些要求去衡量《过秦论》，那么它是不完全符合标准的。”
我读到的历史上第一个对贾谊文章明确提出批评的，是宋代的朱熹。他认为贾谊有时“乘才乱写”。《朱子语类》卷一一六里，载有朱熹批评贾谊《上疏陈政事》一文中的语无伦次，说贾谊该文“不成文义，更无段落。他只是乘才快，故乱写去。这般文字也不可学。”该书的卷百三五又云：“不知怎地，贾谊文章大抵恁地无头脑。”
但朱熹没有直接评论《过秦论》。据钱钟书搜集到《管锥编》里的材料看，首先注意到《过秦论》文章的特殊脉路的，是宋朝人李耆卿（李涂）。他在《文章精义》中提到：“文字有终篇不见主意，结句见主意者，贾生《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韩退之《守戒》：‘在得人’之类是也。”但到底这样做好不好，李耆卿没有说。
晚清学者汪士铎在《乙丙日记》卷二里，发出了既往学者对《过秦论》的最无情面的批评：“《过秦论》归于‘仁义不施’，此官话不着痛痒也。”
《过秦论》的论证逻辑对中国文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结果出现了什么怪现象呢？为了替《过秦论》正名，中国文人不惜对文学理论的框架作出变动，以便给《过秦论》留出一席之地。
例如，宋朝人项安世在《项氏家说》卷八中，提出了《过秦论》属于赋体的主张：“贾谊之《过秦》，陆机之《辩亡》，皆赋体也。”如果算做是赋，当然也就不能用论说文的标准要求之。钱钟书倾向于项氏之说。他在《管锥编》中进而认为《文心雕龙》中对论说文的界定应该增大范围以容纳《过秦论》这样的写作方法。《文心雕龙》所划定的论说文的范围是：“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註参体，辩史则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这样，依据不同的论说文的写作目的，《文心雕龙》给出了论说文的八种样式：议、说、传、註、赞、评、叙、引，号为“八名”，即所谓“八名区分，一揆宗论”。钱钟书认为，为了《过秦论》的正名，《文心雕龙》有关论说文的上述概括就不全面了，还需加上一句“敷陈则与词赋通家”，古代论说文的“八名”里还需加上“词”和“赋”二名，即为“十名”。
这就好比一个大人物做算术题时错误地操作出二加二等于五，于是我们为了维护这个大人物，就要承认２＋２＝５的正确性而去改变算术法则一样。《过秦论》当然不能算是赋体。赋体是韵文。
今天，掌握了唯物史观的中国人，对秦的盛衰，看法当然也会有所不同，但都大大不同于贾谊，谁也不会用所谓“仁义”来分析秦的兴亡。然而这里我们是讨论文章的写作，我们要探一探贾谊的思路。如前人已经看出的那样，《过秦论》的毛病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最后结论，同整个论述脱节。结论既然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那么整个论述本应对准这个结论。文章必须表明秦的强盛是仁义的结果，而秦灭亡是统治者不仁义的结果。显然贾谊没能这样写。他东拉西扯言不及义，最后只是“咣当”一声从天上凭空掉下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个结论。把《过秦论》作为论说文的范文来影响今天的学生，这做法本身大有商量的余地。
钱钟书还总结说：“先秦两汉之文每筍卯懈而脉络乱，不能紧接逼近；以之说理论事，便欠严密明快；墨翟、荀卿、韩非、王充庶免乎此。”虽然这其中也包括儒家（荀卿），但中国人还是把孔、孟摆在了中华思想文化的最前列，而在钱钟书看来，孔、孟的文论，也要归入“筍卯懈而脉络乱”之列。轴心时代以降，中国人并非写文章都不顾逻辑；但我们还是选择了不顾逻辑的孔孟尊之。
１９５３年，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西方科学的基础和古代中国的情况。他写道：“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了，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我们今天有着和爱因斯坦同样的惊奇：逻辑严密的思维，中国人在古代也都做出来了，但我们的祖宗没有走上逻辑之路，却选择走上了不要逻辑之路。
我们看到，这种论据论证同论点不搭界的论说文样式，并不只是《过秦论》这第一个“点”，不只是韩愈《守戒》这第二个“点”，而是一个“流”。这个“流”或可称之为过秦体。在中国，有一个带病的文学样式，叫做杂文。那里便是过秦体的天堂。只不过那凭空掉下的结论不一定是在结尾处而已。近言之，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结论是在题目上，但通篇也没有涉及“资本家的”这一要害。１９５７年人民日报的那篇著名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结论也在标题上，但通篇社论你找不到究竟文汇报怎么就资产阶级方向了。远言之，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岳飞判决书，大约通篇你也读不出岳飞如何就“叛逆”了。至于过秦体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有多大，恐怕你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凡是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你没有写过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或发言稿吗，当你给他以“叛徒、内奸、工贼”的结论的时候，你写的就是一篇过秦体的文章。那是个过秦体横扫文坛的时代，是中国人的思维受到强烈毒害的时代。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常常在报刊杂志或网上读到过秦体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