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李白是个悲剧人物。他生逢封建盛世，却难展宏图，并一再遭受打击，甚至流放，晚景凄凉。时代的不幸加上个人的原因，酿成他政治上的悲剧。李白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解放，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他重感性而非理性，很难适应周围的环境与人际关系。他的悲剧在历史上很有代表性。后世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塑李白的形象，突出了他的飘然不群而淡化了他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

悲剧 个体意识 改塑

悲剧原指一种戏剧形式。悲剧性是悲剧中最核心的内容，它使悲剧具有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持久性、含有最深的文化意义的力量。悲剧性又是超越悲剧的，它可以表现在其它艺术形式里面。西方文化中，悲剧这种艺术形式起源较早，而中国文化中，戏剧出现较迟，所以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各类文艺体裁中，尤其体现在诗文中。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依照这种说法，来观照李白的生平经历及其诗作，便可发现他正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诗正是他的“哭泣”。

一

李白与历史上大多数文人一样，毕生所求并不是当一个诗人，而是政治家。他自诩“怀经济之才”，“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要做管仲、晏婴一样的“辅弼之臣”。为此，他早年便博览群书，向《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学纵横术。25岁时，他离蜀辞亲远游，广交天下名士，为踏上仕途做准备工作。他隐居，访仙求道，目的都是为了邀取名誉。果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由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等推荐受玄宗召见。然而玄宗只欣赏李白的文才，把他作为一个弄臣看待。这对于李白当然是一记闷棍。因此，三年待诏翰林期间，他醉酒狂放，由此而受到谗言，被玄宗疏远，最后不得不要求还山。这次从政的失败，给诗人以极大的刺激。他看清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感到祸乱迫在眉睫。从此，他在诗中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警告着当政者。“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无力回天，被迫隐居庐山避难。而此时，永王李磷起兵平乱，诏书三至，邀他出山，终因一颗爱国之心，他糊里糊涂地登上了李磷之船。但这却酿成了他晚年的大祸。待肃宗李亨削除异己，消灭了自己的兄弟李磷后，李白成了附逆分子，被投入死牢。虽经众人力保，还是免不了长流夜郎。在流夜郎途中遇赦回到当涂的李白，在听到李光弼大举秦兵讨伐安史叛军时还欲参加李的军队，后终因有病半道而返。不久，李白病死当涂，一代巨星殒落于荒凉的江边，只留下一堆青冢让后人凭吊、流连、沉思。

综观李白一生，他从政的热情一直未减。为了从政，他准备多年;为了从政，他竟不审时度势，轻易为人所用;为了从政，他不顾年老病衰，至死犹争。观其言行，他从政并不是贪求荣华富贵。如贪求于此，他可安做翰林学士，何必得罪权贵而见疏皇上?他从政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大唐之治作出有益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的热心反而变成祸根，使他一再地遭受打击，所谓好心不得好报，动机与效果正好相反，岂不是悲剧?

大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此时已至峰巅状态，整个社会的各种矛盾都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的地步。物极必反，表面的繁荣已掩盖不了内里的腐朽。这是一个盛衰交替的时代，已非个人所能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生不逢时，他的悲剧首先是时代的悲剧。就他本身来说，他宁折不弯的性格，他诗人的气质，也是从政失败的重要原因。“行方智圆”是封建社会政治家成功的重要素质。许多政治家都能适应政治形势，巧于应付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甚至以屈求伸，最后达到成功。与李白同时并有过交往的高适就善于此，终于做到节度使、散骑常侍这样的高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有所作为。而李白却昧于此道。他爱憎分明，傲骨太硬，不愿屈身权贵。当永王李磷请他出山时，他又没能看出李氏兄弟争夺皇位、互相猜忌的居心。他太天真，只凭一腔热情，未能透察人心的险恶。从这一点上来说，李白缺乏做为封建社会一个成功政治家的素质。时代的不幸加上个人素质的欠缺，便酿成李白政治上的悲剧。

二

李白的悲剧所反映的悲剧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有相当的代表性。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对中国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及中西悲剧精神的异同作个简单分析。

人生的悲剧感，是人类共有的意识，不为一个民族所特有。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文化形态影响，其悲剧精神又有某些异同。一般学者在分析中西悲剧精神异同时常有如下说法①。首先，他们认为西方悲剧中，悲剧人物大都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悲剧人物，时刻试图以个体的身份行事，愿以个体的身份承担一切后果，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个体意识发展到极限。而中国的悲剧人格趋向于认同类型，压抑个体意识。中国古代的悲剧主体本身，较少把自己的忧患和使命自觉地归之于寻求和实现自己的特殊价值，他们往往打着为“天下”，为“道”，为“国家”的旗号，把自己的意志完全消融于这些群体和抽象之中。西方悲剧这种强烈的个体意识与中国悲剧中的集体观念的区别，在于其文化特点的不同。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运用她的文化模式理论，在其《菊花与刀》一书中指出，在美国或西方文化中，个人的行为是自律的，而日本或东方文化中，个人的行为是他律的。自律性的行为是重个体而轻人际关系，而他律行为，则是个人在选择行为模式与策略时，首先考虑他人的看法，是轻个体而重人际关系的。孔学提倡中庸之道，其实质，就是要把因人而异的感情纳入一种社会公认的思想模式，造成个性的丧失。其次，中西悲剧精神的区别，在于历史目标与道德价值的不同选择。西方悲剧人物更多的选择历史目标，而中国悲剧人物更多的是选择了道德价值。第三，中西悲剧精神的重要不同是感情自觉与理论自觉之区别。中西忧患意识都以自觉的痛苦为中国，而西方忧患意识是感情的自觉。它从感性、具体实在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现实的矛盾，生存的困境，内心的冲突，理性与感性的分裂，无限与有限的困惑，都以活生生的形态存在于悲剧人物心中，而中国的忧患意识，则是在宗教文化的基础上，转向人生社会的忧患，把对天命的信仰和敬畏转化为人类主体的自觉努力，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产生一种德性的自觉以及患德之不修的责任感。理性自觉的忧患意识使中国悲剧人格在肯定既成秩序的前提下采取行动，他们对自己的悲剧命运清醒而有所准备，从而形成自觉而又理性地承受的悲剧模式，即孔子开启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

以上对中西悲剧不同特点的看法，明显是不全面的。上说所谓中国悲剧模式如说成儒家文化的悲剧模式，尚可商议，而中国文化并非儒学一家所能概括得了的。纵观中国历史，先秦的屈原的悲剧就有其独特性。班固曾猛烈抨击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班固认为屈原个性太强，“露才扬己”，又具有反抗性，不符合他的标准。班固是站在儒家立场说这番话的，故不奇怪。而他这种正统观念在千百年历史上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承认的是另一种意见。时代较早的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淮南王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于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本身就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思想便不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他提出发愤著书说，并在《史记》中歌颂一些具有反抗精神、奇操异行之士，对历史上悲剧人物洒一掬同情之泪。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多数士人的观点，屈原也是历代人们仰慕的对象。与屈原几乎同时的庄子也是个体精神强烈之人。他追求的是个体精神的自由解放。到了汉晋之际，这种个体精神尤为突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云：“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谓汉晋之际士的“所谓个体自觉者，即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而不与其他个体相同，并处处表现其一己独特之所在，以期为人所认识之义也。”(见《士与中国文化》)日人森三树三郎甚至把魏晋时代比作意大利文艺复兴，象竹林七贤里的嵇康、阮籍都是个性极为强烈的人，他们不同流俗，风标突出。他们也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

由上述可见，对中西悲剧精神不应作简单区分。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情况复杂，更不能以一种模式来概括。

三

很明显，李白的悲剧精神更倾向于司马迁所说的这种模式(近似于所谓西方悲剧精神)，与庄子、屈原以至魏晋名士的悲剧精神相近。

首先，李白正是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的人，他追求的是自己的特殊价值。他自视极高，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在《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说自己“出则以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在《玉壶吟》中说自己“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锁贤。”因此，他不大合流俗。在安陆时期，他得罪了地方官李京之，随后给裴长史的信中也是软中有硬，说“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民间传说他腰间有傲骨，不能弯腰，正说出他性格上的特点。他在《古风》第三十六首里说道：“抱玉入楚国，见疑古所闻。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在《鞠歌行》里说：“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都透露出他在安陆时期处境的不妙。不久，李白便移家东鲁。天宝初，李白待诏翰林期间，很快又遭受谗言，被赐金放还。这也说明了李白个性太强，不愿屈从于权贵，不向黑暗势力低头，他宁愿保持人格独立，而不愿为富贵妥协于统治集团。他不象一般的政治家那样混迹消融于官场之中以屈求伸。他的行为可以说是自律的，一切从自己的性格出发，重视个人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行动，纵使碰壁，也不回头。他不太重视人际关系，不及时调整与适应周围的人与环境，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因此他终生都没能与“谗”字脱离干系。他这种自律性行为与一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律式行为不同。裴斐先生认为“从言行所显示的性格看，李白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反中庸。中庸的要害在‘毋我’，他却处处突出自我，言论上自命不凡，行动上亦与众不同，言与行均表现出最强烈的自我意识。”(《李白个性论》，《中国李白研究》1990集·上)所言极是。

其次，在历史目标与道德价值的选择上，李白倾向于前者，他追求的是建功立业，是大济天下，当功成名就后，就回归自然，作个隐者。他要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显示自己的价值。他所欣赏与效仿的历史人物也都是一些能人，如管仲、苏秦、张仪、郦生、韩信等人，都是以事功而不是以个人道德名垂青史的，象苏秦、张仪等人甚至是朝秦暮楚之士。李白蔑视王侯，戏万乘如僚友，都不符合封建社会的为臣之道。在个人生活上，他醉酒狂歌，“志不拘检”(《河岳英灵集》)，追求自由自在，与儒家的道德规范甚有距离，全然没有庄重谨慎的大臣模样，所以玄宗认为他“非廊庙器”。李白自己也认为“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清人应时在《李诗纬》中云：“唐李白亦嗜酒，人称之曰‘狂’。孔子曰：‘狂者进取’。‘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若白者，岂孔子所谓‘狂者’与?”即认为李白不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进取的狂者，这正说出李白与儒家思想的分别处。李白诗中在抒发自己的雄心抱负后，总要说到功成身退，原因是“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实际就是不愿受人宰割，而要保持生命的久长，精神的独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游天姥吟留别》)“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其三)。与陶渊明一样，当建功立业与个人自由发生矛盾时，他选择了后者。从这一点上来说，道家、神仙家、任侠、纵横家思想以及魏晋以来的名士风度都对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渴望身心的解放，而尘世却同罗网难以挣脱，这真是巨大的痛苦，巨大的悲剧。

当然，各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只是外在条件，这些思想之所以能对他产生影响还在于他本身有与这些思想契合之处，有利于其生根成长的土壤，这就李白独特的个性，独特的精神气质，亦即人们常说的“天赋”。

第三，从感情自觉与理性自觉的区别上来说，李白明显属于前者。他是位诗人而不是哲学家或政治家。他的忧患意识是感情的自觉，它从感性、具体实在而非理念出发。他待诏翰林时对朝政腐败的认识，出京后对动乱的预感都充分证明了这点。虽然他也曾在诗赋里描绘过自己的“理想社会”，但都很虚无飘渺，且是“老生常谈”，是认不得真的。我们据此划定他属儒家还是道家，未免迂腐了点。裴斐先生说李白“别说思想体系，就连明确的政治主张亦未必有啊!李白是最纯粹的诗人气质，擅长不在思辨而在直感”(《李白个性论》)，可谓知言。即使与同时代同是诗人的杜甫相比，李白也自有其特点。杜甫是“每饭不忘君”，他的忠君爱国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思一念，一举一动无不以此为中心，而李白虽然也要大济天下，但与玄宗不合时，便满腹牢骚而去。他一会儿仙，一会儿侠，追求个性的自由，摆脱任何羁绊，以致后世论家认为他没有华夏文人作风，而迹近胡人。

四

李白在当时就是被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看待的。杜甫《赠李白》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对他才大不用四处飘泊的生活深为惋惜。《梦李白二首》里感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天末怀李白》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不见》云：“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杜甫不仅与李白友情深厚，且他自己也流落不偶，故同病相怜，在慨叹李白的悲剧时也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后世仍然有人能深刻理解李白的悲剧，如白居易云“浮世谪仙悲”(《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李白的悲剧认识逐渐淡化，而是把兴趣逐渐转移到欣赏他的傲骨及独特个性上，把他视为反抗黑暗、蔑视权贵的一面旗帜。晚唐皮日休便云：“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七爱诗·李翰林》)。宋代李纲云：“谪仙英豪盖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读李白集戏用奴字韵》)。明方孝孺云：“君不见唐朝李白特达士，其人虽亡神不死。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值得注意的是，后人还给李白附会了许多神奇的传说，如李白采石捉月，骑鲸上天等，甚至说他“眼识郭汾阳”(舒逊《李谪仙》)，尽管他与郭子仪并无往来。这样，李白热心仕进，曲折坎坷的身世经历被掩盖了，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位傲视尘寰清高绝俗的诗仙形象。后代人们对李白形象的这种改塑，原因何在?这当然不是简单几句就解说清楚的，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社会心理的需要。人们需要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个性特出的，而又才华横溢，人人敬服的诗人作为自己精神的偶象。从孟子开始，士人们就幻想着能与君保持一种平等关系，保持自己个性的尊严与自由，出处自如，而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比较起来，李白能从布衣待诏翰林，受到皇帝礼遇，而又视权贵如草芥，实在是绝无仅有，因此，他便自然成为一位传奇人物，成为一种楷模，成为与权贵对抗的一种精神力量。于是他豪的一面，仙的一面便被强调夸大，他的悲剧的一面便渐渐被忽略不计。他感情汹涌奔放不羁的诗歌成为失意文人宣泄情感的媒体，人们从他对权贵的指斥冷讽中感到扬眉吐气。正如鲁迅认为陶渊明在后人心中飘逸得太久了那样，李白在历代人们的心中也飘逸得太久了。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李白的悲剧一生，有助于深刻理解他的诗歌，也有利于对盛唐气象真相的认识，更有利于对封建时代诗人命运的了解。使我们认识到即便如盛唐这样花团锦簇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的命运竟是如此悲惨，而为我们文学史增添光彩的却正是这些悲剧性人物，而非那些志得意满，歌功颂德的帮闲文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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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参见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等书。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