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史传文学非常发达，涌现过大量的优秀作品。从先秦时期开始，史传文学就已经初具规模了。记言为《尚书》，记事为《春秋》，其后又有编年体的《左传》，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至西汉纪传体的《史记》把中国古代史传文学推向了高峰。这个单元就是以史传文学为学习重点的，所选的文章，大部分是史学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客观记录和描述。学习这一单元，一方面可以引导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尽可能客观地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他们明白，了解历史应该从古代典籍入手，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全面看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偏听偏信；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同古人展开心灵对话，理解古人特殊的思想情感，从这些历史资料中去发现和领会中华民族那种为追求理想、报效国家，而甘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传统美德。还可以从杰出人物身上汲取精神力量，砥砺学生的意志。
基于上述考虑，这个单元编选了四篇文言文。下面我们将从文章本身入手对这几篇课文的教学作一些具体解析。
《陈涉世家》一课节选自《史记·陈涉世家》的前半部分，约占全文篇幅的五分之一，主要叙述陈涉发动起义的经过和起义军初期的迅猛发展形势。文章属于传记体裁，它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着力表现陈涉在反对秦王朝暴力统治斗争的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对典型历史环境的描写和人物语言、行动的刻画，再现了这位农民运动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形象，以显示他洞察时局的能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
作者着重表现了陈胜洞察时局的能力。陈胜对吴广说的那一番话，实际上就是一段很精彩的形势分析。“天下苦秦久矣”，说明全国人民对秦王朝的残暴统治极其愤恨，处处都蕴蓄着反抗的力量。太子扶苏“贤”而被杀，二世胡亥“不当立”而“立”，必然会加重秦王朝的内部危机，并由此引起更深刻的社会矛盾；楚在秦灭六国的过程中受荼毒最深，早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而当时的楚人又把他们的这种心情寄托在对项燕的怀念上。陈胜抓住了当时这两个最敏感的问题，利用百姓不知二人存亡的这一情况，提出了“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的策略，从而掌握了人心动向。他的这个策略的效果很快就得到了证明：起义军到达陈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为一支“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的庞大队伍了；在张楚政权建立的同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在危机时刻，陈胜的清醒与果断是难能可贵的。
对陈胜的组织领导才干，作者也描写得极为生动。首先是为起义做舆论准备。陈胜、吴广从卜者“然足下卜之鬼乎”的建议中，得到了借鬼神“威众”的启示，先以鱼腹中书树立陈胜的形象，然后“狐鸣”而呼，把陈胜的形象跟楚国的复兴联系在一起，顺应士兵的愿望，从而进一步巩固了陈胜在士卒们心目中的地位。其次是发动起义。关键是既要杀死两尉，又要得到士兵的支持，所以先使吴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待到“尉果笞广”，众被激怒，然后动手，这又表现了陈胜的勇敢机智。就在群龙无首的时候，陈胜站了出来，先揭露秦的苛政，晓之以利害，然后用“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来坚定抗争的信念。这一席话令人信服地说明，参加起义是士卒们的惟一出路；它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全体士卒的拥护。接着提出策略口号，并“为坛而盟”，一支团结战斗的农民起义军宣告组成。这支队伍的迅速组成证明陈胜是一名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作者善于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用“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法如实描述了两千多年前爆发的这场震撼王座的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鲜明地揭示了它的实质──一场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反对暴力统治的农民运动。
由于这篇课文较长，无论采取哪一种教学方式，都应当抓住重点，使学生能较好地理解这次起义的原因、舆论准备的情况和起义发动的经过，特别是要在理解陈涉说的几句话的含义的基础上，了解陈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唐雎不辱使命》是《战国策》中记载的许多策士故事中的一个，它对人物言行的简洁传神的刻画被后人作为写人记事的典范。
战国时期的最后十年，秦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相继翦灭各诸侯国，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安陵是魏的附庸小国，秦企图用“易地”的政治骗局不战而屈人之兵，由此引起安陵君派唐雎出使秦国一事。文章在人物对话中生动地塑造了唐雎的形象，表现了唐雎维护国土的严正立场和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布衣精神，从而揭示了弱国安陵能够在外交上战胜强秦的原因。
文章篇幅不长，却绘声绘形地塑造了唐雎和秦王的形象。唐雎是一个有胆有识的谋臣。文中虽然只有他的两段话，却不难看出他对秦王的阴险狡诈是有认识的，如何应付也早已成竹在胸，因此，在这场面对面的交锋中，他不为秦王的谎言所动，也不为他的威胁所屈，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当秦王以“轻寡人”相责难时，他立即坚决予以驳斥：“否，非若是也。”不仅如此，为了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他有意激怒秦王，以“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进一步揭穿秦王的骗局，表达维护国土的强硬立场。当秦王恼羞成怒，以“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相威胁时，他毫不惊慌，而是以非凡的机锋转问秦王是否听说过“布衣之怒”，再就秦王的答话点出“士之怒”这个要害，然后慷慨陈辞，历数专诸、聂政、要离三个刺客，以“怀怒未发，休祲降于天”歌颂他们的壮举，这就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对方。待到最后说出“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并且“挺剑而起”时，秦王就只剩下“长跪而谢之”一条退路了。这一场斗争，表现了唐雎的凛然正气和不畏强暴的布衣精神。
在文中，秦王骄横狂暴和阴险狡诈的形象也被刻画得很鲜明。他开始向安陵君提出“易地”要求时，就用了发号施令的口气，不得违抗，实际上是把一个明显的骗局强加于人，表现出十足的骄横。在会见唐雎时，劈头就是严厉的质问，接着就炫耀起自己“灭韩亡魏”的武功来，透露出他完全可以用武力来吞并安陵的意思，但由于还想兜售“易地”的骗局，又虚情假意地称安陵君为“长者”，用“不错意”来麻痹对方，显得极其狡诈。这样软硬兼施之后，又进一步向唐雎施加压力，以所谓“逆寡人”“轻寡人”大兴问罪之辞。短短的几句话，其盛气凌人之态触目即是。待到唐雎表示了“不易地”的强硬立场后，他不顾刚刚说过的好话，立即进行战争恫吓。但他错误地估计了这个小国使者的反抗程度，直到最后唐雎“挺剑而起”，他才气焰顿减，“色挠”，“长跪而谢之”，并极力称颂唐雎的胆识。
可见，在文章中，唐雎和秦王的形象是互为衬托的，它们共同成就了这正义与非正义间拼死较量的一幕。教学时可以按照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理清文章脉络。
《隆中对》出自陈寿的《三国志》，是人物传记的节选，但它的核心部分却是一篇才华横溢的对策──诸葛亮对刘备为“信大义于天下”而问“计”所作的回答。因为对策的地点在诸葛亮的隐居地隆中，所以后人称它为“隆中对”。对策的主要内容是，劝说刘备先夺取荆、益二州作为王业的根基，然后跟西南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并外结孙权，内修政理，使战略后方得到巩固；待到时机成熟，再从荆、益二州出兵，北定中原。这是诸葛亮在精辟分析当时形势特点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对发展前景所作的天才预见。人们常说的“未出茅庐已知天下三分”，就是指这篇对策而言。
历史人物传记，叙事既要重点突出，又要保持事件的完整性，有些事情不可不说，但又不宜多说，这就要求选材得当、语言精练。在这篇文章中，这个特点十分突出。例如刘备访诸葛亮源于徐庶的推荐，这本来需要说明徐庶为什么推荐诸葛亮、刘备为什么接受徐庶的推荐，为什么亲自去邀请等等。对这些问题作者都以高度概括的语言作了回答：“先主屯新野”，说明刘备当时处境极其困难，需要贤人来帮助他：“卧龙”一喻和上文的“谓为信然”，说明诸葛亮在徐庶心中的地位；“先主器之”则表现了刘备对徐庶的重视和信任。又如刘备三顾茅庐，仅用“凡三往，乃见”一句带过，略去了前两次的情形不说；而对策的密谈性质则仅用“屏人”一语就指明了。
另外，历史人物传记主要是表现主人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突出作用。这篇课文虽属节选，但仍可从诸葛亮策略的内容中，看出诸葛亮在推动汉末的纷乱局势向三国分立的方向发展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出师表》作为诸葛亮出师伐魏前呈给后主的一篇表文，以情真意切感动过无数读者，我们把它拿来与《隆中对》参照阅读，便于加深对诸葛亮其人的认识和理解。这篇表写于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第一次出师伐魏之前。在这篇表文中，诸葛亮劝说后主刘禅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继承先帝刘备的遗志；也陈述了自己对先帝的“感激”之情和“兴复汉室”的决心。
全文以议论为主而辅之以叙事，议论叙事中都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具体地说，文章开始是寓情于议，在谈论形势、任务、治国方针和历史经验之中，贯穿着一条明显的抒情线索，就是希望后主刘禅能够继承先帝遗志，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因此一开始就提到“先帝创业”，接着依次说先帝对贤臣的“殊遇”“简拔”贤臣的标准和论史时的“叹息痛恨”，即表达了对先帝的崇拜、爱戴之情，又有激发刘禅效法先人的作用。中间部分是寓情于事，在叙述作者本人身世、追随先帝创业经过和“受命已来”的工作的同时，抒发了对先帝的感激之情，表达了效忠刘备父子的心愿。最后一部分中，“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句话辞情恳切，更足以催人泪下，是诸葛亮感恩图报心情的集中体现。
诸葛亮这篇表文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被视为表中的代表作。刘勰曾把它跟孔融的《荐祢衡表》相提并论，说“至于文举（孔融，字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一时之英也。”陆游在《书愤》中写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文天祥的《正气歌》亦云：“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感人之深，于此可见。
综合以上四篇文章的具体内容，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个单元的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结合时代背景、社会风貌，体会历史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历史作用，脱离特定环境审视人物的做法是不足取的。
这个单元还将五首词放在一起让学生集中学习。这五位词作者代表了词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流派，通过学习可以帮助学生了解词的常见题材和风格，提高审美品位。温庭筠的《望江南》是在中晚唐词体初兴时期的一篇名作。这首小词表现了一位因心爱的人远行而独处深闺的女子的生活状况和内心情感。在不到30个字的词作中，却容纳了很多内容：就时间而言，从清晨写到黄昏；就景物而言，从楼头、千帆，写到斜晖、江水，又写到白洲；就人物内心情感而言，从希望到失望以至最后的“肠断”。景物层出，情感起伏。全词没有粉饰、刻板之语，多用白描、直叙的手法，却又含蓄、细腻、清新、明快，是温庭筠的代表作品。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是他在西北宫中的感怀之作。依据词“上片写景，下片抒情”的惯常体例，词的上片重在写塞下秋景，下片集中抒发了身处边塞的征人之情。范仲淹在这首词中反映的是自己身临目见的景物，表达的是他自己和他所理解的征夫们的感情，所以全词读来真切感人。词的意境悲凉、壮阔，形象鲜明，生动，语言质朴、凝练。从题材、情调和艺术方面来说它都为宋词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很好的影响。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任密州太守时（熙宁七年，1074）与同僚出城打猎时所作。词的上片在大幅度地描绘出猎的群众场面后，特别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少年狂气。下片抒发了作者要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这首词从题材、情感到艺术形象、语言风格都是粗犷、豪放的。与温庭筠的《望江南》格调截然不同。写此词后，苏轼曾写信给朋友说这首词“虽无柳七郎（柳永）风味，亦自是一家”（《与鲜于子骏简》），可见当时的作者已意识到词应有两种不同的风格，苏轼在他的一些词作中便是在自觉地实践着自己的风格。李清照的《武陵春》是绍兴五年（1135）她寓居在浙江金华时写的。当时她已经52岁，经历了国家败亡、家乡沧陷、文物丧失、丈夫病死等等不幸遭遇，处境凄惨，内心极其悲痛。这首词中所反映的正是她真实的生活片断和思想情感。暮春时节，鲜花经过春风的摇动已经零落殆尽，只有土地上还残留些花的芬芳，“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花开花落年年如此，而人却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国破、家亡、夫死，她对一切都丧失了兴趣。即使有心诉说自己的遭遇和心情，也是言未出而泪先流。她的悲哀是不可触摸的，无法承载的。人们总是把愁怨比做连绵不断的流水，比做斩尽还生的野草，而李清照却另寻了一个新思路，说：自己的愁重得连船都承载不动。只这一处便胜出前人许多。她又用“也拟”“只恐”等虚字把自己的思想活动层次清楚地表露了出来，像这样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手法实在很新鲜、奇特，所以被词论家称赞为“创意出奇”，“往往出人意表”。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充分地表达了作者的爱国激情和壮志不遂的抑郁、愤慨。词中描述了作者往日的军旅生活。看宝剑，听号角，分麾下炙，听塞外声，沙场点兵都是极雄豪、壮美的行事，都是作者热爱的生活和抹不掉的记忆，被削去官职退居山林的作者仍十分企羡军中生活，渴望再有机会从军杀敌，建立功业。这首词节奏紧凑，写声绘色，形象鲜丽、生动。最后结句戛然而止，但却遗音缭绕，余味无穷。
本单元的“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主题是“话说千古风流人物”。它与本单元的阅读课文相呼应，引导学生进一步关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的杰出人物，思考什么是真正的“风流”，树立正确的偶像观、英雄观，培植理想主义信念和远大抱负；帮助学生学会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评价历史人物。在活动过程中，可以通过讲述和评价风流人物，开阔学生的视野、增长见识；可以通过对各种丰功伟业进行分类，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还将尝试运用“调查法”，培养学生初步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
活动可以在学生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活动分组和任务分工，建议分为调查组、演讲组、朗诵组、辩论组和评价组一共5组，每组学生都要开展阅读、写作、口语交际这三项活动。例如演讲组，既要查阅所讲人物的资料（如传记、逸闻、史册），进行筛选、整理和加工，又要写出演讲稿，最后做以“丰功伟绩到处传扬”为主题的演讲（当然也可以从其他立意入手）。
作为文言文单元的教学，仍然应当秉承以往的方针和观念，以诵读为主要学习手段，以理解大意为基本学习任务，在精当、好懂的前提下学习文言常识和文言词汇，在词句篇章的积累中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作为初三的学生，可以进一步强调文言词汇和文言常识的积累，不必陷入烦琐的文言语法结构的讲解、梳理中。
愿通过老师的引导，这个单元的名文佳作可以真正带领学生走入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浏览众多历史人物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