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起民国女性作家，往往从冰心起始，尊之为文坛老祖母。其实冰心之前还有一位陈衡哲，冰心就读燕京大学时她已任教北京大学，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算得上冰心的师辈，或当得起文坛太祖母了。胡适倡导新文学运动那阵相应者稀少，连他的留学好友中亦不乏持异议者，而陈衡哲却是他的知音，他引为“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胡适：《小雨点》序)。学界长期推许鲁迅的《狂人日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实，陈衡哲的《一日》比《狂人日记》发表更早。陈衡哲和冰心等第一批现代女作家，与同时期的男性作家一样，表现了新文学初期明显的启蒙色彩。陈衡哲的《小雨点》小说集里，差不多半数是寓言，寓言体裁蕴含哲理是不言而喻的。冰心则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她作品的一个个“问题”便是她要启蒙的一个个道理。这道理出自二十来岁的闺阁千金，不要指望道理多么深刻，但作者的启蒙精神毫不含糊。
蒙昧一旦受启，情感的洪流必定如闸门大开滚滚而下，这就有了庐隐、冯沅君的创作。庐隐的小说以情感宣泄打动众多读者，一时与冰心齐名，虽然有失节制，流于滥情。冯沅君作品不多，但它们那股勇猛反抗封建礼教的情感烈焰，很是鼓舞了正在争取婚恋自由自主的男女青年，《隔绝》和《旅行》传诵一时。这类作家和她们的作品，在读者中情感的强烈共鸣正是其魅力所在。
三十年代文坛，
女性创作分化
然而宣泄或呐喊终究难以持久，何况又逢五四运动的落潮，女性作家作品中的激越情感也随之渐渐平伏，代之而起的是她们作品的沉思。备受鲁迅赞誉的凌叔华名篇《绣枕》，即以温婉的嘲讽，描述了旧式小姐，不能取积极姿态力争婚姻幸福，竟寄望于精巧的女红，在酷暑天大汗淋漓、一针一线刺绣一对靠枕，以期男方青睐。这位小姐落伍于时代，仍然因循父母之命的老路，见出凌叔华对她的同情和批评。另一女作家袁昌英，创作的剧本《孔雀东南飞》，一反常理，把代表封建势力的焦仲卿母亲，写成同样令人同情的女性，她逼走儿媳，心理机制缘自两个女人对一个男性的争夺。作为寡居的孀妇，儿子成了她唯一依恋，失去爱子的恐惧，致使她借用传统礼教的武器自卫，作者的人性关怀反映了老套故事里新精神的观照。
之后的三十年代文坛，女性创作分化，呈现了多姿多态的风采。一群作家沐浴“五四”余晖，或继续在婚恋矛盾中缠绵低回如沉樱，或回避矛盾画饼充饥如苏雪林，丁玲则塑造了莎菲女士形象，表达五四精神的最后一声呐喊。罗淑、萧红的创作视线由女性自身的哀怨转向了她人的苦难现实，前者的《生人妻》，后者的《手》，均反响强烈。左翼作家们比注目现实苦难尤进一步，欲借文学改变现实，加入普罗文学行列。草明小说反映粤地丝厂女工的非人生活，葛琴的特色在苏南窑场窑工的艰辛。还有关露的诗，杨刚的散文。
抗战时期，
沦陷区文学不无价值
抗战爆发，原先不同创作意识不同风貌的各类作家同仇敌忾，纷纷将彩笔变作锋利的刀枪刺准日寇。新秀赵清阁由小说改为创作戏剧，《春风桃李》是她的剧本成名作。连温文尔雅的凌叔华也奉献了抗战小说《中国儿女》，小主人公逃出沦陷的北平参加了西郊游击队。可惜读者不大知道她有过这么重要的作品，再说，她写惯了高门巨族，描摹抗日风云不大得心应手，但是那种民族立场、积极态度，颇具普遍性。这期间的女性创作，无疑有力推动了抗日运动，无奈种种因素，艺术上乘的佳作寥寥。与此形成对照是沦陷区的另类创作，首先不得不说到张爱玲。《金锁记》尽管无助挽救国土沦丧，可是它的文学意义足够文学史留名。沦陷区创作不无价值的，还有南方的苏青，她的散文较之《结婚十年》更有个性更具特色。同在上海的杨绛，出人意料地连续编写了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在剧坛绽放出一束奇葩。北方有梅娘、雷妍。梅娘近年来已经为读者熟悉，雷姸至今尚未进入学界视野。她委实是不输梅娘的优秀作家，她的中篇小说《良田》是那时不可多得的力作。
民国文坛，
女性创作是独特的风景
回眺民国文坛女性作家，她们的女性意识可能不如今日女作家的强烈，除少数作家有所流露，仅流露而已，大多数羞谈女权主义。冰心发表作品署名不愿添“女士”二字;丁玲严词拒绝专向女作家的约稿，申言只卖文稿不卖女字。至于作品的文字水准，整体上不及今日才女的灵动、精致、富于张力。然而，民国女作家身处乱世，“位卑未敢忘忧国”，总想于社会有所补益。她们怀抱信仰，执着人生，注重情操。冰心由“五四”震上文坛;葛琴投身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并肩的两位女战友，人称火线“三剑客”;苏雪林倾尽囊中积蓄，捐献五十两黄金为国家购买抗日战机;施济美支持未婚夫逃出沦陷区，闻未婚夫殉难噩耗，仿未婚夫笔迹，长期冒写家书安慰他不知情的双亲。如此等等，令今日某些才女们汗颜。这般情怀当然影响到她们创作，她们大体奉行“文以载道”的准则，希冀文学改善社会，陶冶人性，促使国家强大、美好起来。诚然，江山代有人才，大可各领风骚，今天的文学不必非载道不为。可是身边欲海横流、道德滑坡，文坛弊端百出，作家丑态屡屡，此刻想起民国女性创作种种，禁不住向往那段曾经的文坛风景。(陈学勇)
芳心悠悠凌叔华
埋首书卷，曾几度梦回民国，最惹人迷恋处，莫过于那一群女子。她们生如夏花，淡雅婉丽，却比烟花寂寞;她们温润如玉，爱恨倾城，却难免幽闺自怜。她们风华绝代，芳心悠悠，却一路颠沛流离……凌叔华就是这样的女子。
燕倩是凌叔华的小说《花之寺》中的女子，她扮作丈夫的情人和丈夫约会，调皮地向丈夫发问：“……我就不明白你们男人的思想，为什么同外面的女子讲恋爱，就觉得有意思，对自己的夫人讲，便没意思了?……”这样的发问让男人无地自容。燕倩为追求爱情主动出击，展示了女人不再是男人的附庸，体现了“五四”以来现代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行为。燕倩开始拒绝接受男性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并对男性特权质疑和颠覆，她的女性意识开始萌动和觉醒。
《春天》中的霄音在凄恻的音乐中忐忑不安，“……唉，不晓得怎回事，这样天色，使得你在屋里不是，出去又不是，浑身不对劲儿。”“她不满意这支曲子，她恨那个作谱的人。”“她的心空得难过。”因为这勾起了她不愿想起的往事。她流着眼泪读着远方男人的来信。那个男人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曾经深深地迷恋着她。她决定坐下来回信，可是刚写了一行，丈夫回来了。此时，她抓起信纸揉成团子，用来擦拭桌上的水。显然，她对远方男人的感情让位于妻子角色。虽然霄音没能完成回信，但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内心的挣扎，听到闺中少妇女性意识压抑的呜咽。她对爱情有着美好的憧憬，婚姻却剥夺了她享受被爱的权利，心灵仍然束缚在封建的旧道德中。凌叔华以幽默机智的笔触，描绘出了游荡于新旧道德之间的知识女性的尴尬。
诚如鲁迅所言：“……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是很谨慎的，适可而止地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即使间或有出轨之作，那是为偶受文酒只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到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决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凌叔华在“五四”时期走出闺门，开始以崭新的眼光审视周遭世界。她与生活优裕、高扬“爱的哲学”的冰心，以及沉迷自我、以“恨的哲学”著称的庐隐截然不同。她以细腻别致的笔触，深入中国女性的内心深处，写出了那些独特女子的心潮起伏。在这一点上，凌叔华站在爱情之外来讲爱情无疑比单纯的爱恨情仇更具艺术高度。(欧阳德彬)
遗落的才女雷妍
民国才女群星璀璨。但，在这璀璨的星群中，我们是否忽略了一颗明亮的星?
雷妍(1910-1952)，本名刘植莲，笔名刘咏莲、刘植兰、芳田、端木直、田田、田虹等。1935年毕业于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英国文学系，1937年从湖南回北平娘家生孩子时，适逢“七七事变”而不能南返。生活的重压反而促使她拿起笔在虚构的世界中释放着她的才华。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使她迅速蹿红，成为当时备受欢迎的作家。
在很短的才女生涯中，雷妍出版了《良田》、《白马的骑者》、《奔流》、《少女湖》、《鹿鸣》和《凤凰》等六本小说;还有一些未编入集的散文诗歌作品。
中篇小说《良田》是雷妍重要的作品。曾有人说，《良田》可与另一位“女星”赛珍珠的《大地》媲美;如果不以性别类分而以地域划分的话，又有人提出：(湖)南有《边城》，(河)北有《良田》。
《良田》以林家和何家两个家族为轴心，在天灾人祸的背景下，或铺陈、或穿插、或暗示，自然、缜密地演绎着生存、情爱和生老病死的人间沧桑。林二奶奶的老实羸弱，林二爷的无赖好色，何大的正直多情，小凤的机敏天真，乡妓小红鞋的逢场作戏，女儿一枝花的率性求真等等，都被作者准确简练地勾勒得栩栩如生。而众多人物中，作者极具功力地描写出林大奶奶独特的性格属性。她为人贤淑敦厚，对何大心存好感却并不表露;品性刚强而处事干练，屡屡用智慧化解了多次危难。林大奶奶，是现代文学史上少见的负载中庸伦理的典灾、求雨等场面均有细密逼真的描写的人物。此外，作者将广袤天穹和大地竟如此与赖以生存的“人”浑然贴切在一起。“我们发现，雷妍的笔名有如此多的“田”、如此多的“植物”，是否与作者生命深处对大自然近乎于偏执的爱恋相关?
有理由以为：《良田》是现代文学中具有教科书意义的中篇小说。连同她其他文学作品取得的成就，雷妍本不应该既在当今读者中湮没无闻，也在学人中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地位。为什么呢?
穷其原因，雷妍的作品多发表于北平沦陷后那种特殊时期;相对于沦陷前文艺的繁华和喧闹，国难当头，“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成为主流。而解放后的雷研，恰逢此时盛年早逝。
“新中国”至今没有再版过雷妍的作品。倒是雷妍的后人，自费出版了《雷妍小说散文集》。由师长介绍，我有幸阅读。阅读时的感觉，就好像雷妍在诗歌《冷露当酒》中所描绘的那样：
——冷露当酒，玫瑰作杯，且饮一次清凉的沉醉。(张昆)
素心人苏雪林
文学创作自是作家本分。苏雪林除却文学，因了政见不同，有悖于众，独角戏从大陆唱到台湾。幸好，读者不会因言废文，大师已远去，也无机会因人废言。读者只有拨开历史睫毛，拨云见日，才有机会获得高明的文学鉴赏力，高则高瞻远瞩，明则世事洞明。胡适说，凡论一人总有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这对苏雪林和胡适文坛骂战之间也是最好的评判。
作为读者，了解作家的作品就足够。大师文章中说无论恋爱和精神，都应该有一种贞操，而精神贞操之重要，要在肉体之上。这既是大师的人格写照，也是她基本的写作立场，如同柏杨晚年的绝笔词，只为苍生说人话，不为君主唱赞歌。苏雪林活了103岁，53部著作，约2000万字，读书写字，力求独立，不标榜时政，也不故作清高，做到读书人的本分，就足以慰情。金岳霖说儒是入世，道是出世，释是修世，而苏雪林是素心远世。所谓素心，思想纯净，心素如简，真名士自风流。所谓远世，与世界保持距离，但也不是完全的死寂，必要时拿出警世的勇气来，又从不与世俗有太多纠葛。
民国时期，不谈政治的作家还真不多，苏雪林却是力不谈政治的，或以为政治的事情有专门的人来谈，作家只能在故纸堆或人世间来讨生活。她文集《棘心》取自《诗经》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她在自序中提到我以我的血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哀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亲爱的母亲。她的素心剖白，既相信科学也皈依宗教，接受爱情也遵从父母之命，其小说清澈耿介，一如其人，是人生的一个水中倒影。我感觉，苏雪林最出色的文论是《林琴南先生》。
言及林纾(琴南)这个旧式文人，苏雪林和彼时的观点并不雷同。的确，林纾在“五四”运动时期做了不少堂吉诃德的事情，因而失去了年轻人的信仰。他多才多艺，文字以外书画也很著名。林纾是1917年后新文化运动一直批评的对象，讽刺他腐朽复古。林纾也的确在1919年2月14日上海的《申报》上发文说白话文不严肃，颇有遗老之嫌。其实，林纾早年绝不独抱传统，他早年经朋友之口翻译小仲马《茶花女遗事》，翻译著作上百部，连鲁迅也爱不释手，更重要的是他也曾经出版了一部白话文诗集。文化中庸则平，但是若门派林立，还可以划分一二三等，则难免有历史成见，林纾“五四”以后一直作为反面教材，苏雪林却认为，林纾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有品有性。大师无疑是有悲天悯人情怀的，无论是任何时代，趋势容易，难得的是人人口诛笔伐之际，保留冷眼旁观或发出异响的态度。
苏雪林说得理性而准确，中国文化之高，固不能称为世界第一，经历了四五千年的时间，也自有它的精深宏大、陈博绝丽之处。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教条，所谓先王圣人的微言大义，所谓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谓典章文物的灿备，所谓文学艺术的典丽高华。无论如何是不能抹杀的。
在思想最激荡的时代，她留过洋，也饱尝新思想的浸润，尝试践行白话文小说，斑斑皆在，最难能可贵的是特立独行，敢作敢为，视角敏锐，骨子里不服输令人刮目相看。不为别人的不屑或欣赏而曲抑改变。除了创作和文论上的素心，苏雪林为人也是一片坦诚。譬如国难当头，举家捐黄金50两，支持抗战，还和人道主义作家丰子恺一样身心以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撰写了《乐山惨炸身历记》、《敌军暴行的故事》。还有她在吴稚晖带领留学生的开往法国的轮船上，帮助因涉足欢场被其他留学生嘲笑的著名女画家潘玉良，那时候的潘玉良还是无名小卒。
归总观之，苏雪林的灵魂甚于才情，人性甚于艺术，最重要的是作家素心的人格魅力超越了时空。一颗赤子之心随万物律动，可触可感。只有和真善美拥抱的人才不饰不惮，心赤愈白，生涯充满高度修炼后的充实与美感，这才是文心、素心、平常心。(宵樱)
此梅不作去年花
我最早认识石评梅，是在楼肇明主编的《世界散文诗宝典》中读到她的《墓畔哀歌》，当时正深受西方现代派影响的我，不禁为她灼热却又苦冷的文风所吸引，从此记住了这个想象中应是如黛玉扮演者陈晓旭般柔情而脆弱的女子。
作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诗、书、乐皆通，尤以诗歌见长，但这位才女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却是她与革命家高君宇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这个爱情故事中两位主角的英年早逝。高君宇“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骨干，在李大钊指导下，曾与邓中夏等人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来担任过孙中山的秘书，于1925年病逝，年仅29岁。石评梅更为短暂的一生，与高君宇密不可分，她的革命思想曾深受高君宇的影响，她的人生轨道也因高君宇而改变。
北京的陶然亭记录了两人从相识、相知到相恋的浪漫过程，也见证了两人相爱却不能共宿的悲剧结局。高君宇深受家庭包办婚姻之困，所以当他向石评梅表白的时候，是结过婚的，石评梅因之而断然拒绝，这其中，当然也有初恋失败所带来的恐惧。直到高君宇病逝，石评梅痛失爱人方追悔莫及，在高君宇的追悼会上写下“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的挽联，又在其墓的周围亲手植松柏十余株，并在墓上题记：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刻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许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回顾这段传奇般的爱情故事，会忍不住说：“石评梅在高君宇病逝三年后，因思念过度，悲伤成疾，终也追随他而去，年仅26岁。遵照石评梅的生前遗愿，‘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人们将她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墓旁。”这个结局既残忍又完美，事实却并不完全是这样。石评梅死于突发脑膜炎。这个病因，当然也可以归结为悲伤过度，免疫力下降。我的意思，是认为石评梅如此短暂的一生，并非依高君宇而在，或不在。哪怕她令我感动至深的《墓畔哀歌》，也是在对高君宇的刻骨铭心的思念之中写下的，我却更愿爱她的才，爱她的柔弱却也刚强，爱她那一句：“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石评梅爱梅，惜梅。她的原名石汝璧，后改名“评梅”便是因此而来。我想，她必是喜欢陆游的咏梅诗作的，“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因此她的性格也如梅花般高傲、孤独，而清冷。翻看她的照片，浓如重墨的隶书一字眉，一双小小的眼睛在圆框眼镜下显得更加细致，丝毫不显生气。这是柔弱的石评梅，是多愁善感的石评梅。但是，不能忘却，梅花也是“凌寒独自开”的，是坚韧的。
石评梅在北京师大附中任职期间曾作过自我批判，她说：“我从前常常是不快活的，后来我发现了她们，我这些亲爱的小妹妹，我才晓得我太自私了。”因此，立誓“一生要从事于教育”。她在高宇君病逝后也曾痛定思痛，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还是希望比较有作为一点，不仅是文艺家，并已是社会革命家呢!”她先后与好友陆晶清等人编辑出刊了《京报》副刊《妇女周刊》和北京《世界日报》副刊《蔷薇周刊》，积极向鲁迅等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约稿，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命运和革命形势，发文揭露抨击社会的黑暗势力，在“五卅惨案”、“三一八惨案”等运动中奔走，发出自己柔弱却又强硬的声音。她说：“我虽然不能接续天辛(高君宇)的工作去做，但我也应努力一番事业。你看，北京这样的杀人，晶清(陆晶清，作家，评梅友人)是革命去了，北京只剩下我了，暑假后我一定往南边去，让他们认识认识我评梅，做革命事业至少我还可多搜集点资料做文章呢!”
这个时候的石评梅已经形成了自己坚定的生命价值观，她天生的多愁善感与后来的积极进步思想交融在一起，使她的写作和人生达到了一个顶峰。创作领域从诗歌、散文扩展到小说，于1927年发表了小说代表作《匹马嘶风暴》。她的人生思考也从原来的充满了苦闷、彷徨情绪转向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可惜天妒英才，石评梅的一生在本应最灿烂的时候却戛然而止了。
泰戈尔曾说过：“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梅花的一生却属于冬天。李商隐《忆梅》诗曰：“定定住天涯，依依向物华。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石评梅不作去年花。
(陈康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