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今江西省临川县)人，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为人刚直不阿，有“矫世变俗之志”。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出任江浙诸省地方官达十七年之久。在这期间，使他有机会了解了一些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弊病，并提出了改变朝政的主张。公元1058年，王安石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如不改弦易辙，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王临川全集》卷39)但赵祯并没有接受王安石建议。煦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被提拔做副宰相，开始推行新法，次年十二月又晋升为宰相，继续推行新法。企图通过变法来挽救摇摇欲坠的宋王朝。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民族矛盾极其严重的时候进行的，为了缓和阶级矛盾，他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推行新法，给大地主、大官僚的特权作一定限制，因而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被迫两次罢相，晚年退居江宁(今南京市)，于北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忧郁死在南京。

王安石的作品很多，尤其散文成就较大，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主张文学的作用“务为有补于世”。因此，他的文章目的性明确，写作态度严肃，其散文多属政论性，具有语言简洁雄健，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等特点。他的著作收在《临川先生文集》里，共一百卷。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早年的代表作，是宋仁宗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任舒州通判时写的一篇游记。收在《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十三。这是一篇游记形式的说理文。作者以游褒禅山见闻为喻，慨发了议论，说明了在生活中，要实现远大的志向、伟大的事业、或研究学问，在客观条件(体力与物质条件)许可下，必须具有坚强的意志，矢志不渝，坚持不懈，目标始终如一，要不避“险远”，还要讲究方式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富有哲理的真知灼见，在今天仍然可供借鉴。

《游褒禅山记》可分三部分。从开头至“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游之乐也”为第一部分，主要记叙游山的见闻和经过;从“于是余有叹焉”至“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也”为第二部分，主要是游山感想体会;最后为第三部分，记游友和时间。

第一部分可分两层(即两个自然段)。第一层，交待所游山名，介绍“褒禅”山名之由来，记游山重点华山洞的位置及命名的原由，考证“华山”原名叫“花山”。在这一自然段里作者首先破题，“褒禅山亦谓之华山。”这样既正面回答了问题，又给读者造成了悬念。为什么褒禅山也叫华山呢?下文紧扣这一问题的提出，说明是因为唐朝高僧慧褒最早筑庐定居于华山脚下，最后又埋葬于此，才更名为“褒禅山”。接着作者又把我们带到游山中国“慧空禅院”的位置上。“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既对“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作了补叙，又起了承上启下作用。承上是对褒禅山名称来由的补充说明，启下是由“慧空禅院”为游山中国，生发开去，引出“华山洞”的方位──“院东五里”，命名原由──“乃华山之阳名之。”这样，就如同电影的推镜头一样，从褒禅山全景向华山洞推进，使游山重点更引人注目。这样的写作方法，使读者看来方位分明，行踪清楚。“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一段文字，对“华山”原为“花山”的考证，叙中有议，不仅照应前文，而且为第二部分后一自然段的议论埋下伏笔。可见作者游山并不沉醉于山水风光的欣赏，而是着重考察事物的原委。

第二层紧扣游字，主要记叙游华山洞的经过。在记游方面文字洗练，惜墨如金，处处为下文议论作铺垫。作者游记的重点是在“后洞”，因而写“前洞”一笔带过。“其下平旷，有泉侧出”，仅八个字就简洁扼要地概括出前洞的地理环境。既是游览名胜，就有游客，因此“记游者甚众”一句，不仅道出了游者多寡，而且为下文游后洞作比较、发议论设伏。我们知道，在这篇游记中，作者以游“后洞”借题发挥，因此，在记叙后洞的“概况”时，为了使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写法上又处处与前洞作对照。“由山以上五六里”，笔锋一转，由前洞“其下平旷”的常态而进入“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好游者不能穷也”的后洞奇观。相互映衬，险者更险，夷者更夷。作者用简洁的语言叙述了前后洞概况后，顺势而下，详细地记叙了游后洞的情景。在这叙述中，紧随洞之深而层层展进。为穷极游兴，“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这句话，表达了多层意思：作者以及同路人;游洞借助的物质条件──火;“愈难”，“愈奇”的前提是“愈深”。既是对游洞经过的高度概括，又是为下文议论铺设事实依据。这里作者没有顺势而下，写出洞到底有多深，继续前进有多艰难，而是笔锋一转，写出洞的原委：“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出便出罢，但作者并不是以记游为重点，而是借题发挥，以抒发感想为重点。文章到此更不作罢，而是“峰回路转”，一波三迭，笔锋又转入回忆游洞时所见，作者一行所游到的地方，就是那些喜欢游的人也“尚不能十一”，看看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洞越深而游者越少。然而，决定从洞中退出时候的情形是作者“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因为同游的“怠”者欲出，而盲目跟随，难怪作者慨叹“不得极夫游之乐”的遗恨。这里作者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不得极尽游兴，因此游的方面记叙得少是合乎情理的。总之，第一部分写游前、后洞，是为第二部分议论作铺垫。

第二部分(三、四自然段)是文章的议论部分，是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写游山所悟出的哲理：在生活中要得到光辉的成就，必须在艰险的道路上经过长途跋涉;在人生的旅途中，要成功任何事情，都必须有“志”，有“力”，有“物质”帮助;研究学问必须讲究方法，“深思而慎取”。“于是余有叹焉”，承上启下。承上，使文章由第一部分自然过渡到第二部分;启下，是第三自然段的统领。接着，作者就游华山洞不能“极夫游之乐”的遗恨，抒发感慨，纵横古今，层层披露出游山所悟出的哲理。作者先分析“古人观于天地、山川……”“往往有得”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只是观，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能“求思之深而无不在”。进而联系对照自己游山的所见所闻：“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由此，作者得到启示：“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真是学林探路贵险远，无人迹处有奇观。进而，作者又以自己游后洞不得“极夫游之乐”的教训中体会到，要想达到人迹罕至的险远，欣赏“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撷取瑰丽之奇葩，“非有志者不能至”，“力不足者，亦不能至”，“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这里作者揭示了“志”、“力”、“物”这三者的辩证关系，首先要有志，虽然有矢志不渝的决心，但力量不足也不能至，尽管志向坚定力量充足，然而到了幽暗昏惑之境地，如果没有外物相助，也不能至。这是作者写这篇游记所要阐明的道理，是本文的中心所在。既强调“志”，又重视力与物的作用，充分体现了作者向上的，积极进取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正是基于在“志”、“力”、“物”缺一不可的认识基础上，作者认为有力量可达险远，而没有至，别人就会讥笑，自己也应悔恨，如果尽了力而没有力量达到的，别人无法讥笑，自己也问心无愧。这里，作者用“此予之所得”作这段议论的小结，照应段首“于是有叹焉”，使文章前后呼应，首尾连贯。

第二层(第四自然段)，这一层是第一自然段，关于考证仆碑的回声。再借仆碑发挥，阐述做好学问要深思而慎取的道理。“余于仆碑”照应第一自然段“有碑仆道”，接着触景生情，感慨万千，“悲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从而提出了本文另一主要观点，任何做学问的人都“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这样，就使第一层提出的要至人迹罕至的“险远”，“志”、“力”、“物”三者缺一不可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充实，更加周严。即研究学问不但要有坚定的志向，具备客观条件，有力，有物，而且还要讲究方式方法，得法者事半功倍，“深思而慎取”是做学问的良法。

最后一自然段为第三部分，这是游记的结尾，记叙同游者的名字和游山时间，既照应前文，又对“余与四人拥火以入”补叙。这种记叙方法，可使文章紧凑，增强感染力。

《游褒禅山记》是王安石的代表作之一，充分体现了作者为文“务为有补于世”的原则。这篇游记的写作特点是：

1、把记叙和议论紧密结合在一起，前后照应，记叙为议论服务，议论部分是记叙部分的照应，记叙部分为议论部分设伏。

2、重点突出，详略得当。本文重点写游华山洞的经过和体会，着重记叙游后洞的经过。在阐述“志”、“力”、“物”三者关系时作者用墨如泼，而在阐述“深思而慎取”的道理时，却又惜墨如金。

这种写法，重点突出、观点鲜明。

在这篇游记中，作者借游褒禅山的经过，说明无论建功立业，治学或是办其它事情，都要矢志不渝，尽力而为，物尽其用，人尽其力和讲究方式方法，“深思而慎取”才能成功。文章强调了“志”，同时又重视“力”和“物”的作用，这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应该肯定。另一方面应看到，他的“志”当然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思想范畴，这与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志是无法相比的。另外，他的“深思”和“慎取”这种严肃认真的从政和治学态度是应该肯定的，但也应看到他的“深思”和“慎取”基本上也没有离开书本知识的范畴，这是他的阶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