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寒门地主家庭。幼年承受家教，深受其父苏洵的熏陶，母程氏也曾“亲授以书”。既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嘉祐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后因奔母丧回蜀，嘉祐四年始沿长江、经江陵再度赴京。嘉祐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期间苏轼针对财乏、兵弱、官冗等政治弊端，写了大量策论，要求改革。
苏轼凤翔任满，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其时神宗用王安石变法，苏轼的改革思想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如王安石主张“大明法度”，多方理财，并迅速向全国推行新法。苏轼则强调择吏任人，而反对“以立法更制为事”(《策略》第三);主张“节用以廉取”，而不赞同“广求利之门”(《策别》十八);他还提出“欲速则不达”，“轻发则多败”，在兴革步骤上力主稳健，因此，他连续上书反对变法。由于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这期间，他曾经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对邑政进行了某些改革，收到了“因法便民”之效。
苏轼不满意变法，尤其当看到新法推行中的流弊时，“不敢默视”，时时“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东坡先生墓志铭》)。王安石罢相后，何正臣、舒亶、李定等新进官僚却从苏轼诗文中深文周纳，罗织罪状，弹劾苏轼“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因于元丰二年(1079)把他从湖州逮捕，投入监狱，勘问他诽谤朝廷的罪行，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经过几个月的折磨，苏轼侥幸被释，谪贬黄州。在元丰时期的贬斥生活中，他虽被迫表示要闭门思过，但并未缄口搁笔，他仍然关心现实，同情人民，写了不少有价值的作品。元丰七年，苏轼改贬汝州，离黄州北上时，路经金陵，曾拜会退休宰相王安石。两人政治见解虽有分歧，但还保持了私交，共游蒋山，互相唱和。
元丰八年神宗病死，哲宗年幼，高太后临朝，次年改元元祐，起用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他不同意司马光“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苏轼认为差役免役“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这又引起了旧派疑忌，元祐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七上封章乞除一郡”(《乞外补迴避贾易札子》)，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苏轼在杭州，曾减赋赈荒，掘湖修堤;在定州，曾整饬军纪，加强边备。在元祐保守气氛充满朝廷的时代，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祐旧臣，苏轼又成为这些新贵打击的对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尽管当时“饮食不具，药石无有”，条件极为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并对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流露了深厚的同情。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
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东坡先生墓志铭》)，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 (《策别》第八)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要求朝廷“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他主张“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济时治国，“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至于不可奈何而后已”(《墨妙亭记》)。他对待人生又有超旷达观的襟怀，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王君宝绘堂记》)。能够超然“游于物之外”，自可“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记》)。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牴牾。再加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不愿“视时上下，而变其学”(《送杭州进士诗序》)，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祐，更受摧折于绍圣，一生遭受很大的政治磨难，仕途曲折，历尽升沉。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与元老侄孙》)，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以期“充满勃郁而现于外”(《南行前集叙》)。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不能“屈折拳曲，以合规绳”(《送水丘秀才序》)，更不应“使人同己”(《答张文潜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
苏轼对散文用力很勤，他以扎实的功力和奔放的才情，发展了欧阳修平易舒缓的文风，为散文创作开拓了新天地。
谈史议政的论文，包括奏议、进策、史论等，大都是同苏轼政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作品。其中除有一部分大而无当带有浓厚的制科气外，确也有不少有的放矢、颇具识见的优秀篇章。如《进策》《思治论》透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内外矛盾，针砭时弊，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政见;《留侯论》一扫黄石公授书的神秘色彩，论证秦末隐士有意启迪张良促其执行正确的策略，见解新颖，不落窠臼。这些论文雄辩滔滔，笔势纵横，善于腾挪变化，体现出《孟子》《战国策》等散文的影响。
叙事记游的散文在苏文中艺术价值最高，有不少广为传诵的名作。记人物的碑传文如《方山子传》《书刘庭式事》，能借助于生活片断和有代表性的细节显示人物性格。《潮州韩文公庙碑》有叙有议，结合韩愈一生遭遇，评述了他对文学儒学的贡献，写得议论风生，气势充沛。记楼台亭榭的散文，如《喜雨亭记》《超然台记》《韩魏公醉白堂记》，或表达关心稼穑、与民同乐的思想，或体现游于物外、无往不乐的襟怀，或赞扬严于律己、廉于取名的风节，都善于借事寓理寄情，且文意翻澜，发人深思。其写景的游记，更以捕捉景物特色和寄寓理趣见长。如《石钟山记》写夜泊绝壁奇境，情调森冷，耸人毛发;前后《赤壁赋》，一写清风朗月的秋光，一写水落石出的冬景，描绘逼真，境界若画。这些游记也不单纯流连风月，而总是即地兴感，借景寓理，达到诗情画意和理趣的和谐统一。苏轼的记叙体散文，常常熔议论、描写和抒情于一炉，在文体上，不拘常格，勇于创新;在风格上，因物赋形，汪洋恣肆;更能体现出《庄子》和禅宗文学的影响。
书札、题记、序跋等杂文，在东坡集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苏轼广于交游，笃于友谊，“简易疎达，表里洞然”，所写书札尺牍如《上梅直讲书》《与李公择书》《答秦太虚书》《答参寥书》等，大都随笔挥洒，不假雕饰，使人洞见肺腑，最能显现出作者坦率、开朗、风趣的个性。苏轼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写了不少题记、序跋、杂著，品诗评画，谈论书法，总结创作经验。如《南行前集叙》《书吴道子画后》《文与可篔簹谷偃竹记》《书蒲永升画后》等，都紧紧扣住文艺创作的特征，阐发了对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此外，苏轼还有一些记述治学心得的杂文，如《日喻》《稼说》等，写法上能就近取譬，深入浅出，内容上也有不少独得之见。
苏轼还有流传较广的笔记文《东坡志林》，此书东坡生前已提及，但未完成，今传本实后人编辑，宋刊《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收有16则，明刊《东坡七集》收有 13则，都是史论。其论封建，称 “柳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论平王指出其“避寇而迁都”的失策，均很有见地，然其论商鞅等条，借评史攻击变法，则不免有所偏蔽。《稗海》所收《志林》，内容较多，史论而外，还有不少随笔、杂感、琐记，写人记事，言简而明，信笔挥洒，颇饶情致。如《记承天寺夜游》寥寥数十字，烘托出月夜的明净和心境的悠闲，《记游松风亭》通过随地歇脚的细节，写出无往而不适的放达襟怀。随手拈来，即有意境和性情。此类文字，实开晚明小品文一派。另有《仇池笔记》，亦系后人辑录而成，东坡喜爱仇池，诗中多处提到，故以“仇池”名之。其所收目，部分亦见于《东坡志林》。
苏轼的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他热心奖掖后进，扶植不少人才。他的作品在宋代广为流传，对宋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苏诗受到金代诗人、明代公安派作家和清代宗宋派诗人的推崇。苏文长期沾溉后学，其小品随笔更开明清小品文的先声。苏词直到清代，仍为陈维崧等词家所宗法。苏轼的大量作品，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遗产。
【补充注释】
一、关于“明月之诗”“窈窕之章”
“明月之诗”“窈窕之章”指《诗经·陈风·月出》。这首诗写一个男子在月下怀念美人，情思婉转，节奏优美，是一首别具风格的双声叠韵诗。全诗及译文如下：
【原文】
月出皎⑴兮，
佼人僚⑵兮，
舒窈纠⑶兮，
劳心悄⑷兮。
月出皓⑸兮，
佼人懰⑹兮，
舒忧⑺受兮，
劳心慅⑻兮。
月出照⑼兮，
佼人燎⑽兮，
舒夭绍⑾兮，
劳心惨⑿兮。
【译文】
月儿东升亮皎皎，
月下美人更俊俏，
体态苗条姗姗来，
惹人相思我心焦。
月儿出来多光耀，
月下美人眉目娇，
婀娜多姿姗姗来，
惹人相思心头搅。
月儿出来光普照，
月下美人神采姣，
体态轻盈姗姗来，
惹人相思心烦躁。
⑴ 月出皎：形容月光洁白明亮。
⑵ 佼人僚：佼，通“姣”，美好。僚，通“嫽”，俏丽。
⑶ 舒窈纠：形容女子举止娴雅婀娜。舒，舒缓。窈纠，通“窈窕”，形容女子体态苗条。
⑷ 劳心悄：忧心深重的样子。劳心，忧心。悄，忧愁的样子。
⑸ 皓：形容月光明亮。
⑹ 懰(liǔ)：美好。
⑺ 忧(yǒu)受：形容步态优美。
⑻ 慅(cǎo)：忧虑不安的样子。
⑼ 照：明亮的样子。
⑽ 燎：光彩照人的样子。
⑾ 夭绍：形容女子体态轻盈。
⑿ 惨：通“躁”，因忧愁而烦躁不安的样子。
──(译文选自程俊英《诗经注译》载《十三经今注今译》 岳麓书社1994年版)
二、关于“御风”
《庄子·逍遥游》：“夫列子御风而行，泠(líng)然善也。”列子，名御寇，郑国人。相传列子得风仙之道，能驾风飞行。泠然，轻妙的样子。
三、关于“羽化”
《晋书·许迈传》：“永和二年，(迈)移入临安西山，登岩茹芝，眇尔自得，有终焉之志。乃改名玄，字远游。与妇书告别，又著诗十二首，论神仙之事焉……玄自后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
四、关于“客有吹洞箫者”
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四：“东坡《赤壁赋》‘客有吹洞箫者’，不著姓字。吴匏庵有诗云：‘西飞一鹤去何祥?有客吹箫杨世昌。当日赋成谁与注?数行石刻旧曾藏。’据此，‘客’乃指杨世昌。苏轼《次孔毅父韵》：‘不知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只两膝。’又云：‘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且清哀。’杨世昌善吹箫可知。匏庵藏信不妄也。按，世昌，绵竹道人，字子京。”
【参考译文】
壬戌年秋天，七月十六日，我同客人乘船游于赤壁之下。清风缓缓吹来，江面水波平静。于是举杯邀客人同饮，吟咏《诗经·陈风·月出》一诗的“窈窕”一章。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升起，在北斗星和牵牛星之间徘徊。白茫茫的雾气笼罩着江面，波光与星空连成一片。我们听任苇叶般的小船在茫茫万顷的江面上自由飘动。多么辽阔呀，像是凌空乘风飞去，不知将停留在何处;多么飘逸呀，好像变成了神仙，飞离尘世，登上仙境。
于是，喝着酒，快乐极了，敲着船舷唱起来。歌词说：“桂木的棹啊，兰木的桨，拍打着清澈的江水啊，船儿迎来流动的波光。多么深沉啊，我的情怀，仰望着我思慕的人儿啊，她在那遥远的地方。”客人中有吹洞箫的，按着歌声吹箫应和。箫声呜呜呜，像是怨恨，又像是思慕，像是哭泣，又像是倾诉，余音悠扬，像一根轻柔的细丝线延绵不断。能使潜藏在深渊中的蛟龙起舞，孤舟上的寡妇啜泣。
我不禁感伤起来，整理了衣裳，端正地坐着，问客人说：“为什么会这样?”客人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孟德的诗吗?向西望是夏口，向东望是武昌，山川缭绕，郁郁苍苍，这不是曹孟德被周瑜围困的地方吗?当他夺取荆州，攻下江陵，顺着长江东下的时候，战船连接千里，旌旗遮蔽天空，在江面上洒酒祭奠，横端着长矛朗诵诗篇，本来是一代的英雄啊，可如今又在哪里呢?何况我同你在江中和沙洲上捕鱼打柴，以渔虾为伴，与麋鹿为友，驾着一叶孤舟，在这里举杯互相劝酒。只是像蜉蝣一样寄生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像大海中的一颗谷粒。哀叹我生命的短暂，而羡慕长江的流水无穷无尽。希望同仙人一起遨游，与明月一起长存。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经常得到的，因而只能把箫声的余音寄托给这悲凉的秋风。”
我说：“你们也知道那水和月亮吗?(江水)总是不停地流逝，但它们并没有流走;月亮总是那样有圆有缺，但它终究也没有增减。要是从它们变的一面来看，那么，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甚至不到一眨眼的工夫就发生了变化;要是从它们不变的一面来看，万物同我们一样都是永存的，又何必羡慕它们呢!再说，天地之间，万物各有主人，假如不是为我所有，即使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得到。只有这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耳朵听到了才成其为声音，眼睛看到了才成其为颜色，占有它们，无人禁止，使用它们，无穷无尽，这是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宝藏，而我能够同你们共享。”
客人听了之后，高兴地笑了，洗净杯子，重新斟酒。菜肴果品已吃完了，杯盘杂乱地放着。大家互相枕着靠着睡在船中，不知不觉东方已经亮了。
【《赤壁赋》赏析(赵齐平)】
宋代的黄州，就是今天湖北的黄冈。黄冈西北的长江边上，有一处风景胜地。那儿矗立着一座红褐色的山崖，因为形状有些像鼻子，人们就称它为赤鼻矶;又因为山崖陡峭如一面墙壁，所以它也被称为赤壁。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苏轼遭受政治迫害，贬谪到黄州已经两年了。“长江绕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水中的鲜鱼，山间的新笋，总之，江城的一切风物，都给政治失意的苏轼带来了莫大的慰藉。这时，他曾站立在江边赤壁之上，眺望如画江山，唱出了“大江东去”的豪放歌声。他还在七月十六日一个幽静的夜晚，驾舟畅游于赤壁之下的长江水面，写下了我们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千古名作《前赤壁赋》。
这篇赋以游赏山水为题材，全文共分五段。开头一段先交代游赏方式、时间、地点和人物：“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方式是“泛舟”，时间是“七月既望”，于是才有后文关于江水、月亮的描写、议论;地点是“赤壁之下”，于是才有后文关于三国历史的追叙与联想;人物是“苏子与客”，于是才有后文关于宇宙人生见解的双方对话。这几句看去像一般游记文的寻常格套，却并非可有可无的闲笔。作了这样的交代之后，下面接着总写游地的优美景色与游人的欢快心情。扣着“泛舟”二字，写水兼写风：“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简短二句，描绘出秋江的爽朗和澄净，这也正是游人悠然自得，怡然自乐的内心写照。扣着“七月既望”再写月：“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一边举起酒杯，与客共饮这秋江之酒，一边引吭高歌，吟唱古代咏月的诗篇。“明月之诗”“窈窕之章”，指《诗经·陈风》里《月出》诗的第一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章诗描写诗人看到明亮月光下美人娇好的容貌和幽闲的体态，引起感情上的爱慕向往和烦闷不安。吟唱这样的诗，除了引出下文作者自歌“望美人”之外，在这里还有以“月出皎兮”召唤月亮飞临的用意。果然，一轮明月，冉冉升起了：“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斗牛本是两个星宿的名称，这里泛指夜空中少数明亮的星点。“徘徊”二字，不只写出月亮令人不易觉察的缓慢移动，逼真传神，而且写出被召唤出来的月亮对于游人的依依眷恋，脉脉含情，实际上乃是游人即作者对于冰清玉洁的月亮的无限愉悦。这时，在皎洁的月光的辉耀之下，秋江的夜色便历历在目了。你看，“白露横江，水光接天”，那茫茫的雾气、茫茫的江水、茫茫的夜空，经过月亮的银辉的浸染，显得浩瀚无边，浑然一片;游人的心境也随之疏朗、开阔，无拘无束，因而不由得“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就是说，任凭一叶扁舟随意漂荡，在“水波不兴”的辽阔江面上自由来去。这里虽然回应到开头的“泛舟”二字，但是游人所感受到的，倒不像坐卧舟中、漂游江上，而是仿佛在浩荡的太空中乘风飞行，毫无阻碍，简直就要远离人世，悠悠忽忽地升入仙界里去了，所谓“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这开头一段，写“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领略秋江夜色之美。清风、白露、高山、流水，再加上月色、天光，完全足以供人赏心悦目，作者也确乎陶醉于其中，以致感到进入了“羽化而登仙”的境界，而读者又通过作者这样精彩的描写，有如亲临其地，与作者同享那“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时的良辰美景。通篇《前赤壁赋》真正描写“泛舟”游赏景物的，也主要是这开头一段，它正面写了一个“乐”字。
接着第2段是过渡的部分，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就是继续描写“泛舟”时的欢快心情。“于是饮酒乐甚”一句，点出“乐”字。“乐”借“酒”来助兴，“酒”又增添“乐”趣。古人往往“痛饮”伴随以“狂歌”，作者在“饮酒乐甚”之后自然也情不自禁地“扣舷而歌之”了。比“举酒属客”进了一步，是“饮酒乐甚”;比“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进了一步，是“扣舷而歌之”，唱自己即兴所作的歌词。这种深入一层的写法，并非仅仅为突出“泛舟”时的欢快心情，还主要是为反迭下文感情的变化，以引出一番议论。关键在“扣舷而歌”的歌词。歌词是：“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余怀，望美人兮天一方。”“美人”指所倾心的对象，代表一种理想的追求。歌词显然是从《月出》一诗生发而来。“流光”，指江面上闪烁荡漾的月光，不就是“月出皎兮”吗?“美人”，即心上的漂亮的人儿，不就是“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吗?“渺渺兮余怀”，表现临风怅惘，思绪黯然，不就是“劳心悄兮”吗?但这歌词与单纯的民间情歌已有不同，它所表现的是政治感慨，是作者在遭受贬谪之后，仍然坚持对生活的执著态度，坚持对朝廷政事的关切，而不甘沉沦。这在作者的也写游赏赤壁的《念奴娇》词中，赞美年轻有为的“三国周郎”，感叹自己“早生华发”，就表现得更为明确。不过，“击空明兮溯流光”，看到江水之阔，面对宇宙之大，难免产生知音何处之感，而发出天各一方之叹。在游赏之“乐”当中，已然包含着淡淡的哀愁了。对于苏轼在歌词中表现的这种政治感慨，他人是未必能了解、体会的。“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这位为苏轼歌唱伴奏的客，正是按照他自己的感受吹箫的，因而那箫声就别是一种悲凉幽怨的调子;“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一曲洞箫，凄切宛转，竟然引得潜藏在洞壑里的蛟龙都难以宁静而舞动起来，引得独处孤舟的寡妇不由得感伤身世而哀哀哭泣。苏轼借助于夸张、想像，运用精细的刻画和生动的比喻，把洞箫那种悲咽低回的哀音表现得十分形象、真切，使人如闻其声，几乎也要凄然下泪。这箫声，当然与“饮酒乐甚”的气氛很不协调，而且当然要引起苏轼的惊讶。“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苏轼郑重其事地向客询问，于是由客的回答带出这篇赋的第三段文字来，这就是启下。承上写“乐”，启下写“悲”。第3段通过“客曰”，从反面揭示一个“悲”字。
客之所以“悲”，在触景伤怀，有感于人生短促。眼之所见，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这很容易联想到曹操的诗句，所以说“‘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而且，身之所在，又正是曹操赋诗的长江赤壁，这自然会进一步联想到赤壁之战，所以说“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三国时期的赤壁之战发生在现在湖北武昌西、嘉鱼东北的赤矶山，一说在蒲圻西北的赤壁山，总之，不在黄冈的赤壁。苏轼不过是因为地名相同，便信手拈来出之客口，寄托遐想，抒发感慨，并非对于历史无知。他在《念奴娇》词里就说：“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所谓“人道是”，即在表明原属传闻，实无依据。在这里，借着景物、地区的关合，从客的口中，用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来感叹现实人生。景物还是曹诗中所描绘的情状，地区还是曹操曾经赋诗后来又被周瑜战败的处所，底下就有一个问题：当时不可一世的曹操现在哪儿去了呢?“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曹操在建安十三年七月，击走刘备，攻破荆州，又率领浩浩荡荡的军队，沿江而下，战舰千里相连，战旗遮天蔽日。他志得意满，趾高气扬，在船头对江饮酒，横握长矛朗吟自己的诗篇。这么个“一世之雄”，尚且随着“大江东去”而销声匿迹，那么，默默无闻的平庸之辈就更连影子都不曾晃动一下便悄然消失了。所以客说：“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客认为他和苏轼既不在中央朝廷，又不在地方官署，谈不到政治上有何作为，事业上有何建树，只不过在江岸水洲，过着渔父樵夫的生活，鱼虾是伴侣，麋鹿当友人，划着小船，举杯相劝，那微不足道的生命，简直短促得像永恒天地里仅能活几个小时的蜉蝣，渺小得像茫茫大海里一颗丝毫也不显眼的米粒。这样就连同曹操都不能相比了。客再回到眼前所见的长江、月亮，推广开去，把人生与宇宙加以对照，一方面“哀吾生之须臾”，另一方面“羡长江之无穷”，进而希望“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即与仙人相交，与月亮同在。但是，“知不可乎骤得”，那本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而忧伤愁苦，并把这忧伤愁苦通过冷清秋风里的箫声传达出来，“托遗响于悲风”，点出了“悲”字。
第3段所写客的回答，表现一种消极的社会人生观点和虚无主义思想。把人类社会同宇宙自然对立起来，又把个体的人同社会整体加以分割，那当然看不到全部历史舞台上威武雄壮的戏剧的持续演出，也看不到人类虽然依赖自然但更要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和创造力，这就是悲观厌世或消极出世思想的认识论根源。对于封建社会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他们政治失意或生活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往往就陷入这样的苦闷与迷惘。苏轼也是如此。客的回答，其实正是苏轼自己贬谪黄州后思想感情的一个方面。《念奴娇》词不也是说 “人生如梦”吗?而这样的思想感情，作为社会人生的抽象认识，却被苏轼结合着景物地区的特征，从历史到现实，从具体到一般，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出来，使读者一点也不感到有任何枯燥的说教意味。更为重要的是苏轼同样结合着景物、地区的特征，同样用诗一般的语言，批评了客的回答，表现了苏轼当时思想感情的另一个主导方面，全文至此遂以“苏子曰”开始而进入第4段。
因为客曾表示“羡长江之无穷”，又希望“抱明月而长终”，所以苏轼还是拾取眼前景物，从地面上的江水和天空里的月亮说起：“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这一句仿佛京剧行腔中的“导板”，将引出一节精彩的唱段，而那种疑问式的语调则又表明客其实不能从江水、月亮得出关于短暂与永恒这一哲学范畴的正确认识。关于江水，苏轼认为“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意思是江水不舍昼夜地滔滔流去，作为某一段江水，确乎从这里消失了，而作为整个江水，则始终长流不绝，因此可以说“未尝往也”。关于月亮，苏轼认为“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意思是月亮有时圆满，有时缺损，但它缺了之后又恢复圆，这样周而复始，终究无所增减，因此可以说“莫消长也”。列举江水、月亮说明去留、增减的辩证关系，作者再归纳到一般的认识原理：“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就是说，变与不变，无论宇宙还是人生，都是相对的。如果从变的角度来看，岂但人生百年，顷刻即逝，就是向来认定的天长地久，其实也是连一眨眼的工夫都不曾保持常态;而如果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则宇宙万物固然无穷无尽，其实人生也一样绵延不息。因此，对人生而言，那天地宇宙万事万物，“而又何羡乎”?自然也不必“哀吾生之须臾”了。
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只能说包含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作者不同意看问题绝对化，注意到事物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但不能认为是科学的，因为作者沿袭了庄子的相对主义观点，而相对主义否认衡量事物的客观标准，抹煞事物质与量的实际界限。同时，苏轼这种宇宙观和人生观固然表现了他对政治迫害的蔑视，对于所追求的理想的坚持，身处逆境依然那么豁达、开朗、乐观、自信，但也表现了他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往往包含着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从流连光景中寻求精神寄托。所以他在“而又何羡乎”一句之后，掉转笔锋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认为人对自然万物，非但不必因“吾生之须臾”而羡慕其“无穷”，反倒要使“无穷”的自然万物为“吾生”所享用，从中得到乐趣。前人说过“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恰好切合苏轼眼前的景物，“江上之清风”有声，“山间之明月”有色，江山无尽，天地无私，风月长存，声色俱美，他正可以徘徊其间而自得其乐。这，又回到了“乐”字上来。
文章写了主客对话，表达了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最后以第5段作结。第5段写客被苏轼说服了，满面春风，换却愁颜。“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这次更加欢快，不免开怀畅饮，直到“肴核既尽，杯盘狼藉。”客解决了思想问题，心情舒畅，无所忧虑，于是同苏轼“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跟文章开头的“泛舟”“月出”遥相呼应;一枕好睡醒来了，一宿晚景过去了，一次赤壁之游结束了，一篇《前赤壁赋》也随之收尾了。而读者则在经历了一番江上月夜泛舟，听取了一场关于宇宙人生的对话之后，却还久久地沉浸在作者优美笔调所表现的诗一般的意境之中。
作为游记文，固然要描写山川风物之美，《前赤壁赋》也确乎使我们从它所刻画的自然景色中获得了艺术享受;但是，如果文章仅仅停留在山川风物本身，那意义与价值毕竟还是有限的，而《前赤壁赋》则正是通过赤壁之游以表达对宇宙人生的见解。作者对宇宙人生的见解，我们当然不会完全赞同，然而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走出监狱到达流放地而几乎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一点也不灰心丧气，并且那么坦荡、旷达，具有强烈的生活信念。同时，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表达对宇宙人生的见解并没有脱离赤壁之游的特定环境、条件，而把理论的反复申述跟感情的起伏变化及文章的层次结构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抽象的观点具有形象性与感染力，并把读者带进一种颇有几分迷幻色彩的艺术境界。这，就是哲理与诗情的高度融合。
还应该看到，《前赤壁赋》是采用赋的体裁来写的游记。赋在汉代主要以铺张渲染为能事，排列许多怪异生僻的词汇，宏篇巨制，繁缛富丽，叫做大赋。后来出现一些抒情咏物的小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了大赋的排比句法，接受了骈文的影响，讲究对仗工稳、字句整饬，叫做骈赋。从唐代开始，科举考试中写赋，按照诗歌声律，不但严格要求对偶句式，而且限制用韵，规定平仄要配合、音调要谐和，叫做律赋。宋代的散文大家欧阳修、苏轼等人写赋，有意打破这种声律字句的限制，使之如散文那样富于伸缩性，能够自由挥写，叫做文赋。《前赤壁赋》就是宋代文赋的一篇优秀代表作品。我们稍不注意，还以为它是普通的散文，其实它是押韵的，也有排比、对仗的句子，而主客对话的方式，又是来自汉代的大赋。不过，它没有大赋的板重、堆砌的毛病，也没有骈赋、律赋的形式束缚，正体现了苏轼散文的“行云流水”的艺术风格;其中造语而多有变化，用典而不拘故实，写景而富于想像，抒情而兼用夸饰，又可以看出苏轼文学创作的革新、解放的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色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