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苏词的主要风格是旷达，那么这首《定风波》可算是苏词的代表作了。

这首先要考虑到它的写作背景。１０８０年，苏轼因反对新法，在备受折磨和严酷审讯后，幸免一死，被贬到黄州，他当时的恐悸、孤独、苦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曾决心“不复作文字”，不仅对时政噤若寒蝉，而且在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中也不敢畅所欲言；他经常出入佛寺道观，俨然以佛子道士自居，一修炼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他经常一个人策杖江边，踽踽独行，品尝着这生活的苦果。后来他在调离黄州、量移汝州时所写的谢表中有两句话很好地概括了他当时的处境：“惊魂未定，梦游缧紲之中；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正由于有这样的背景和心境，他才写下了“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这样寓义深刻的咏物词。但这仅仅是苏轼人品修养、性格情怀的一小半。而能在困难中卓然特立，能在逆境中掉臂独行，能从悲哀中排遣超脱，能从苦难中品尝人生，这是苏轼人品性格中的另一大半。苏轼不久前在狱中刚给弟弟子由写下了绝命诗“梦绕云山心似梦，魂飞汤火命如鸡”，但刚出狱，就又高唱道“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十二月十八蒙恩授检校员外郎》）了。来到黄州后他又自我安慰道：“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所以踽踽独行的苦闷象征，在他心目中却能化成“此间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欲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与武林旧游，未见议优劣也”（《答言上人》）的逍遥游了。正是出于这一贯旷达、超脱的性格和修养，他才写下了这首著名的《定风波》。

这首词的上阕借写自然界的风雨以象征政治场上的风雨，表现了作者履险如夷，不为忧患所动摇的修养。他集中了三组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旷达风貌。一曰“何妨吟啸且徐行”，一曰“竹杖芒鞋轻胜马”，一曰“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都是他最得意的放旷行为，自然也是他最得意的内心世界的外化。他在其他诗词之中也多次重复到这些形象，如《鹧鸪天》词云：“村舍外，古道旁，杖藜徐步转斜阳。”《东坡》诗云：“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浣溪沙》词云：“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而后来在被贬海南时，他索性把这种精神修养化作实际行动了：头戴大瓢，冒雨行歌田间。如今，他把这些自己最得意的举动浓缩在半阕词中，足见他是要多么热烈地表现自己的旷达形象。

词的下阕进一步深化主题，在表现自己外在形象的基础上进而写其对人生经验的深刻体会，表现自已忧乐两忘的胸怀。“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这是忧，但正在这不堪之中，忽然又“山头斜照却相迎”──夕阳给人送来温暖，这是喜。按着常理，人们应当歌颂这风雨后温暖晴朗带给人的喜悦。就连苏轼的许多其他作品也是按这个思路写下去的。如“暴雨过云聊一快，未妨明月却当空”（《慈湖峡阻风》），“雨暗初疑夜，风回便报晴。淡云斜照着山明，细草沙路马蹄轻”（《南歌子》）。如果在这首词中他仍按这样的思路写下去，那么苏轼也就太平淡、太乏味了。这首词的高妙处就在于并没有接着写出自己如何因得到温暖而感到兴奋，而是笔锋一转，宕出这意外的、极富人生哲理的三句绝大议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于是乎苏轼才变得深刻、奥妙起来，而这首词也才发出闪光的色彩。所以正确理解这三句词，是鉴赏这首作品的关键。所谓“向来萧瑟处”，指自已刚刚经历之处──既包括风雨袭打过的林间小路，也包括铺满夕阳的田间阡陌；所谓“归去”，是指上文所说的“风雨”、“微冷”和“斜照”，亦即令人所忧所喜的一切外在条件都不复存在了；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只有“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好象刚才什么都没发生，换言之，即使发生过，但对我来说也好像没有什么忧喜之别，一切都是无差别的境界。这就比按常规思路写如何不把风雨放在心里，如何在风雨后因遇到温暖而感到欣慰要深刻得多、旷达得多了。因为那样写等于承认风雨终究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只不过不应以此为忧罢了。而“也无风雨也无晴”，即等于说只要自己对一切逍遥自得，安之若素，那么世间的一切现象在自已的胸中都是一样的，本无什么雨忧晴喜可谈。这样他就在精神世界上升华到了另一层崭新的高度──把一切都看成空无，看成无差别，这真可谓大彻大悟！这不禁使我们联想起苏轼自创的一阕新词牌来。原来，有人想表现自己亦是旷达之士，便创了一个新词牌曰《解愁》，苏轼认为既曰“解愁”，显然还是有愁，显然还是把愁先当作一件痛苦之事，然后再想办法去排解它，这显然算不上真正的旷达。于是苏轼反其意而行，另创新牌曰《无愁可解》，其序中有句云：“此虽免乎愁，犹有所解也，若夫游于自然而托于不已，人乐亦乐，人愁亦愁，彼且恶乎解哉？”其词中有句云：“生来不识愁味，问愁何处来，更开解个甚底？万事从来风过耳，何用不着心里？”──人本不应有愁，更何须解之！这显然要比《解愁》高出一个层次。这还使我们想起了禅宗的著名故事：五祖欲求法嗣，令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时惠能正在厨房舂米，听了道：“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自念一偈：“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五祖便将钵衣传给了他。惠能之所以不但能“美”，而且还能“了”，就在于他把一切都看成空无。苏轼正是接受并发展了这种思想。在他看来，如果以用斜阳送暖为喜去解料峭春寒之忧，那么就等于承认人先要受忧喜的制约，然后才考虑去如何排遣，那显然不是凡夫俗子，也是芸芸众生，而决不是大彻大悟之辈。所以他才能从一切皆为无差别的境界，高唱出这如当头棒喝的禅机：“也无风雨也无晴。”当然，这也是以对自然环境的体验来象征对人生、对政治的体验。他回首的“萧瑟处”，乃是自己的前半生经历。他领悟到生活道路上的坎坷与顺利，仕宦途中的升沉与进黜，政治斗争中的荣辱与得失，以至人生大限的生死与祸福，对他来说办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办都是无差别的境界。这是苏轼头脑中老庄齐物思想及禅宗四大皆空思想的胜利。或许有人会说这种思想未免有些自我麻醉，但设身处地替苏轼想，在彼时彼地他实在找不出能使自己更旷达、更超脱的办法了，所以直到被贬海南，他仍原封不动地在诗中高唱着这两句：“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独觉》）

旷达，是苏轼调整自己与社会之间矛盾的主要手段。通过这首《定风波》我们也能看出苏轼在思想方法、认识方法上是如何使自己旷达起来的。其主要办法之一就是尽力扩张自我，充实自我，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得到最大限度的加强，从而抵抗外界的一切侵扰。苏轼曾在《问养生》一文中提倡以安和处世，他说：“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只要内心能有安与和的修养，那么荣辱毁誉就只能夺其外而不能乱其中了。结合这首《定风波》，他的旷达手段也不外乎要排除外物干扰，不要“留意于物”，不要让外界的变化支配自己，而要反过来，让自己能承受住世间的一切变化。当然，苏轼的旷达还有相反的方法，那就是尽力忘掉自我，摆脱自我，把自己化到大自然中去，用自然规律来解脱人生苦恼，这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词中有充分体现，这就不属于本篇要讨论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