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不顾一切放走曹操为什么是艺术的

教学设计   更新时间:2024-03-28 17:42:04

关公不顾一切放走曹操为什么是艺术的

关公不顾一切放走曹操为什么是艺术的

——人物的情感逻辑超越人物的理性逻辑重点阐释作品

孙绍振

三国演义/罗贯中

水浒传/施耐庵

安娜·卡列尼娜/列夫·托尔斯泰

家/巴金

许多作家都在刻意追求人物(或者)性格的塑造,而成功者往往是少数。一般认为,这是因为作家没有抓住人物的个性,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了共性上,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但是,如何才能抓住个性呢?这是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其实个性是一个外延很广泛的概念,可以有思想的个性,也可以有民族的个性,这都不是人物个性的焦点,人物个性的焦点是情感的个性,亦即情感的独特的逻辑性。

要分析人物,应该从人物的独特情感和理性之间的矛盾开始。情感有它独特的逻辑性,不但作家不能任意左右它,就是人物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也不能随便改变它。

《三国演义》写得最精彩的并不是诸葛亮,因为在诸葛亮身上表现得最突出的并不是情感,而是理性和智慧。凡写他的理智如何强大的地方,在艺术上都不是十分成功的。相反,写他理性与情感有矛盾的地方,如挥泪斩马谡,就比七擒孟获要动人多了。像“草船借箭”这样紧张的军事斗争,不可能万无一失,而孔明居然没有任何紧张情绪。作者的目的是为了强调人物的智慧超群,但把智慧强调到绝对的程度,就可能影响人的感情,削弱形象的感染力。《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神化引起了鲁迅的不满,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三国演义》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鲁迅的用语相当尖锐,不说他是被神化了,而说他是被妖化了。①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特别称赞的形象是关云长。这是因为,关云长在理智上不是那么强大,时常感情用事。他的理智时时与感情矛盾,而且经常被感情所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特别引用关公在华容道释放曹操那一段。

这一段把关公放在了理智与情感的尖锐矛盾之中。

在这以前,作者特别交待,诸葛亮不相信关公能够完成俘虏曹操的任务,而关公却主动要求派遣,并且立下了军令状。这对关公的理性来说,已经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了,可是到了关键时刻,作者却听任关公的感情选择了违背理性的行动。

《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关公强大的情感逻辑如何占上风的过程。本来,从理性逻辑来说,放走了曹操(刘备的主要政治、军事敌手),是不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其后果是危及事业和自身的生命,而俘虏了曹操则是忠于刘备事业的表现,肯定能得到升迁和厚赏。然而按关公的情感逻辑却不然,曹操当年俘虏了他,不但不杀他,反而抬举他,还请傀儡皇帝封他为“寿亭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确有厚恩于他。关公此人十分重视“有恩必报”的原则。曹操身边的程昱很懂得关公这种感情用事的性格,提议曹操和关公算一算情感逻辑的旧账。

……(华容道上)三停人马:一停落后,一停填了沟堑,一停跟随曹操。过险峻,路稍平坦。操回顾止有三百余骑随后,并无衣甲袍铠整齐者。……又行不到数里,操在马上扬鞭大笑。众将问:“丞相何又大笑?”操曰,“人皆言周瑜、诸葛亮足智多谋,以吾观之,到底是无能之辈。若使此处伏一旅之师,吾等皆束手受缚矣。”言未毕,一声炮响,两边五百校刀手摆开,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操军见了,亡魂丧胆,面面相觑。操曰:“既到此处,只得决一死战!”众将曰:“人纵然不怯,马力乏矣:战则必死。”程昱曰:“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甚。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必脱此难矣。”操从其说,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亦欠身答曰:“关某奉军师将令,等候丞相多时。”操曰:“曹操兵败势危,到此无路,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云长曰:“昔日关某虽蒙丞相厚恩,然已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以报之。今日之事,岂敢为私废乎?”操曰:“五关斩将之时,还能记否?大丈夫以信义为重。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前面众将已自护送操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之。(《三国演义》,第五十回“关云长义释曹操”)

程昱抓住了关公情感逻辑的要害:“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甚。”更关键的是“丞相旧日有恩于彼”,曹操心领神会提起往事,要关公放过一马,以报答当年的厚恩。关公的情感逻辑是:有恩自然要报。但是,只要报过,就一笔勾销了。当年他已经替曹操斩过袁绍的大将颜良与文丑,解了他白马之围了,今天不能含糊。曹操顺着关公的情感逻辑进而提出:所有上述一切都已报答过了,可以一笔勾销,然而关公在出逃之时,过五关斩了曹操六员大将,曹操并没有派人去追赶,这笔恩情还没有报答。这一说打中了关公的要害,关公按自己的情感逻辑思忖,的确还欠着曹操一份恩情,只有放过曹操的残兵败将才能求得恩义的平衡。

关公的这种行为,好就好在不合理性逻辑。军事斗争中你死我活,是实用的,关公的情感逻辑,显然不管这一套。他的情感逻辑显然是违反理性逻辑的,却仍然要贯彻到底,哪怕个人、事业受到严重的危害,也要“义无反顾”。

如果罗贯中笔下,关公“义”的逻辑遇到理性逻辑就不中用了,那么关公的性格就显得软弱而苍白了。关公的形象之所以动人,就在于这种奇怪的不合理性的逻辑被一贯到底。甚至关公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自己违反了自己的本来愿望。情感逻辑达到这样的一贯性和彻底性,人物性格就达到了一定的饱和度。《三国演义》写关公放曹操的一段之所以有个性,就在于他那情感逻辑的彻底性。

正是因为这样,鲁迅对《三国演义》虽多有保留,但对关公这一节,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却破例大篇幅引用,一面说“孔明止见狡狯”,一面称赞“羽之气概则凛然”。

让人物进入这种自我失控的情感逻辑中,是使人物获得自己的个性生命的关键。有时,这种逻辑是相当曲折的。

在《水浒传》中,宋江本来一直用理性抑制他对梁山朋友的感情,他力求在当县府小官的理性与同情梁山朋友的情感之间求得平衡。然而,由于阎婆惜与张文远的风情,宋江维持不了理性的优势,终于“一时性起”,杀了她,走上了去梁山的道路。可是走到半路上,他那暂时压抑下去的理性又冒了出来,踅回家中。然而这又引来了更大的灾难,弄得他被绑赴法场,这才使造反的情感占了上风,终于上了梁山。

这不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特殊现象,而是外国经典小说也具有的共同特点。安娜·卡列尼娜从第一次见到伏隆斯基开始,就一直强迫自己抑制自己那被伏隆斯基吸引的感情,她甚至匆匆忙忙逃离莫斯科,却仍然不能摆脱伏隆斯基的吸引。以后,她陷入情网,并且怀了孕;安娜在难产垂危中,让卡列宁与伏隆斯基和好,自己也表示,待她病愈就与卡列宁和好。但这只是她理性的语言,待到她病愈以后,她的情感仍然不能接受卡列宁,终于和卡列宁离婚而去。

巴金的作品中有许多成功的人物,其中最成功的就是《家》中的觉新了。这是因为觉新和其他人物不一样,他的理性和情感的矛盾最为突出。不过,他和关公、宋江、安娜不同,他的理性总是抑制着他的情感。在行为上,他按照封建家族长子的规范作出惨痛的自我牺牲。不但牺牲了他自己的爱情,牺牲了梅表姐的幸福,而且又牺牲了他自己贤良的妻子瑞珏的生命。但他始终没有扑灭自己的情感。正因为这样,他每次牺牲都不是弱化了他的情感,而是更强化、更激化了他的情感与他的“理智”的矛盾。这使他永远处于错误和悔恨之中。

即使他悔恨,流泪,哭喊,也无法改变自己在封建教条、迷信面前的软弱,而且还将继续错下去。这正是他性格悲剧美的所在。如果巴金手软了,不让梅和瑞珏牺牲,或者让觉新的理性和情感统一了,觉新这个形象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以理性逻辑代替情感逻辑。由于理性逻辑在日常实用和科学研究及学校教育中,占据天然的优势,因而一个人的社会经验越丰富,文化教育的水平越高,理性逻辑的优势就越强,以理性逻辑代替人物的情感逻辑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就意味着概念化的危险越大。倒是在小孩子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始民族那里,情感逻辑往往具有相对优势。当然,每一个文明的成年人,特别是具有审美心理素质的人,都是具有相当的情感体验的。但是由于这种情感的逻辑性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实用的,因而很容易被忽略、被忘却,又由于它的逻辑性与理性的科学性相矛盾,因而在学校教育中处于受压抑的地位。教育学中虽然提出美育的要求,但由于对美的理解众说纷纭,有些理解甚至局限于政治化的“五讲四美三热爱”,因而很难集中到情感的教育上来。

然而,对于艺术家,尤其是小说家来说,他在接受理性教育时,要特别留意保持情感的活跃,不让它被优势强大的理性逻辑所吞没。同时,除了自我保护、自我体验以外,还要认真关注不同人物情感的特殊性。这一切,从表面上看来,是作家不可缺少的职业训练,实质上,应该是我们人文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可惜的是,直到现在,我们的文学教育还没有形成切实可行的系统方法。

注:

① 鲁迅的这个说法,显然有一定的片面性。抓住人物的执迷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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